影响了西汉诗歌风格奇幻化和抒情内向化的进程。
受先秦楚地文学的影响，汉代文学一开始就颇具浪漫特质。但其浪漫风格随时代不同，亦有渐变。就祭祀乐歌而论，汉武帝时期的诗歌浪漫风格较之汉初，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
汉武帝时期乐府文人创作的《郊祀歌》，就展现出当时诗歌抒情化的演进情况。作于武帝在位前期的乐府文人《郊祀歌》在抒情方面，如《帝临》等五章祠五帝的诗歌，主要歌颂汉帝国的文治武功，抒发集体情感，境界阔大；而作于武帝在位后期的诗歌，如《日出入》，则由盼望帝国强盛转入了期盼个体生命延长，其抒情方式是渐次转向个人内心的。
而乐府文人在汉武帝在位后期重视搜集、整理感叹生命短暂、思考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作品，更能展现西汉诗歌由外向的抒发集体情感往内向的抒发个人情感的转变。如《战城南》“朝行出攻，暮不夜归”[11](p.228)，体现了对毁灭生命的战争的深沉思考；乌孙公主《悲愁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2](《西域传》，p.3903)，抒写了被迫远嫁异国的不幸遭遇和内心悲痛；善窥圣意的李延年还对产生于汉高祖时期的《薤露》、《蒿里》等两首挽歌进行改编。由这些作品的搜集整理不难发现，受汉武帝的诗歌观念变化的影响，西汉诗歌已经从一味地歌功颂德、抒发集体情感逐步转向抒写个人真情、思考生命的抒情方向。这种看似转向颓唐的文学风尚变化，实际上体现了西汉人个体生命意识的逐渐觉醒，为魏晋时代人生命意识的普遍觉醒开了先河。
三、汉武帝诗歌观念与西汉诗歌嬗变的文学意义
就今存文献看，汉武帝时期的诗歌创作、搜集与整理大多是在汉武帝的诏令和诗歌观念引导下进行的。其创作、搜集与整理者多是处于臣子地位的博士、使者、文学侍从和佞幸之臣。在这样的诗歌产生机制下，不仅汉武帝重颂美、要求诗歌“润色鸿业”的诗歌观念成了有关臣子们共同遵循的原则，而且其盼望生命延长的个人欲念也成了臣子们共同迎合的对象。正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17](《马援传》，p.853)。既然武帝要求臣子们为之制作乐歌配合郊祀、歌功颂德，那么，臣子们就为他奉上郊天祀地的郊祀乐歌，献纳表现君臣和乐与宣上德的诗作；既然汉武帝要求文学表现升仙意趣，那么，臣子们就奉上表现升仙享乐内容的作品；既然汉武帝要求诗歌形式的新变，那么，臣子们就用新声为乐府诗协律。可以说，促成汉武帝时期的诗歌在诗歌内容、艺术形式、抒情方式等各方面演进的原因很多，但汉武帝的影响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同一帝王，在不同时期对诗歌不同的观念都能对当时诗歌的演进产生影响，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皇权专制起了作用。
作为一位多欲天子，汉武帝在位期间为维护皇权独尊，立《五经》博士，独尊儒术，使儒家重视君尊臣卑等级制度的社会伦理观、重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政教文学观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作家，并延及后世。为配合稳定政权与个人享乐的需要，汉武帝扩大乐府机构职能，并罗致司马相如等著名文人和李延年等优秀音乐家来创作歌诗，使他的诗歌观念影响了当时诗歌的演进，客观上推动了西汉诗歌的繁荣，这对文学史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但其负面影响也同样明显。以《诗经》与汉乐府的内容稍作对比就不难发现，《诗经》中的农事诗、徭役诗在此期乐府诗中未见踪影；《国风》中有众多婚恋诗，而此期乐府诗却鲜有表现男欢女爱的诗歌；《诗经》中有不少尖锐怨刺时政的作品，而此期汉乐府诗讽刺时政的作品却极少。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与《诗经》相比，汉武帝时期的农业生产活动少了，少男少女对爱情的渴求程度低了，征戍徭役减轻了，时政一派清平了。仅就徭役而言，汉武帝致力开边拓土，导致徭役十分繁重，《盐铁论·徭役》即就此云：“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懑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13](p.520)然而，这些对徭役“忧愁”、“咏叹”的作品，却未收入乐府诗。个中原因，当然与乐府文人企图迎合武帝、避免逆龙鳞有关。这一现象有力说明，汉武帝依靠皇权扶持乐府诗的创作、搜集与整理，在促进了西汉诗歌的演进同时，也导致其在内容上由《诗经》的丰富多彩走向了相对单一。这一现象，不仅表现在汉武帝与诗歌的关系上，而且还表现在汉武帝与其他体类文学以及《诗》《骚》等经典解读的关系中。(转载请注明
本文如未解决您的问题请添加抖音号：51dongshi（抖音搜索懂视），直接咨询即可。
热心网友
回答时间：2024-04-13 05: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