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有句名言,“杀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这句话可能有两层含义:一种是“杀不死我的并未使我变得更强大,但它让我幸存下来,因为我比别人更强壮”;另一种则是“由于它杀死了别人,也就是消灭了弱者,我们种群当前的平均素质变高了”。这揭示了脆弱性和反脆弱性的传递。
曾经有文章提到,黑手党成员、苏联流亡者在古拉格遭受的苦难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强壮,因为古拉格的监禁生活淘汰了身体较弱者,活下来的都是身体强壮的人,这让人误以为这种考验对他们大有神益。实际上,这是脆弱性从个体传递到系统的表现。幸存的种群并非因为个体更强壮,而是因为整个系统牺牲了脆弱性。
现代企业追求的不再是生存,而是积极冒险,这看似与脆弱性相反,实际上,局部而非整体的过度自信反而有利于系统的健康发展。例如,餐饮业之所以效率很高,是因为餐馆都是脆弱的,每分钟都有餐馆破产,企业家往往忽视这种可能性,因为他们总认为自己会战胜困难。这实际上是对低估风险的一种适应,有时甚至是自杀式风险,但只要不是所有人都承担同样的风险,且风险的大小和影响范围有限,就能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反脆弱性”是一个颠覆认知的概念,它是指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某些事物能够从中受益,而不是受损。个人和许多学科领域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并不充分。用数学公式表示,反脆弱性就是在脆弱性前面加了一个“负号”。从心理学角度看,反脆弱性可以理解为创伤后成长,人们在经历创伤后重新振作并超越自己。
过度反应的能力常常隐藏在人们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长途飞行后,最佳消除疲劳方法不是休息,而是锻炼;拥有大量空闲时间,往往会导致懒惰,一旦忙碌起来,人们在其他任务上也会更加积极。这些过度反应机制帮助我们在面对一定噪声时,更好地集中精力。
面对“非对称性”,即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我们应采取相应的策略。非对称性意味着损失和收益的不对称,如对携带武器的乘客进行安检,尽管他们不太可能是恐怖分子,但我们仍进行安检,因为安检的成本相对较低,且在假定为真(他们是恐怖分子)的情况下,我们能得到很大的回报。生活中,这种非对称性非常普遍。
“非对称性”带来的脆弱性体现在,对于脆弱的事物,冲击带来的伤害往往会以更快的速度加剧。反之,反脆弱事物在不确定中受益,它们在一定限度内,冲击越强,益处越大,相应的,伤害也更小。这与反脆弱性的本质相符合,即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事物能够从中受益。
为了与不确定性共舞,迈向反脆弱性的第一步是减少不利因素,而不是增加有利因素。我们应通过降低自己暴露于负面事件的概率,让反脆弱性自然发挥作用。在生活中,我们可以采取杠铃策略,针对不确定性,通过极端的措施来降低风险,同时让有利因素发挥效用。在金融投资中,杠铃策略可以是部分资金投资于抗通胀的现金、部分投资于投机性证券,也可以是任何消除毁灭性风险的策略。
在增强反脆弱性的过程中,我们应勇于承担风险,减少预测系统对我们的干预,不要执着于赢得辩论,而是努力做到正确,并重视关键要素。例如,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我们应通过过度反应来适应环境,因为对发生概率最小的危害做出过度反应,是人类生存的优势。
总结而言,反脆弱性是一个颠覆传统认知的概念,它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机遇,而非风险。通过减少不利因素、采取杠铃策略、增强关键要素的重要性,以及勇于承担风险,我们可以在现代化的今天,更好地适应和利用不确定性带来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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