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子礁的历史

1933年4月，法国人强占南沙九岛时，见各岛居民全是中国人，南子礁上有7人，中业岛上有5人，南威岛上有4人，南钥岛上有中国人留下的茅屋，水井、神座等，太平岛上有一中国字牌，指示储粮处所。
1956年3月，菲律宾马尼拉航海学校校长托马斯·克洛玛(TomasCloma)组织40人的探险队，其中包括该校8名学生，乘坐马尼拉航海学校的四号练习轮，从马尼拉前往南沙群岛进行所谓的探测。
他们先后登上了南沙群岛中的北子礁、南子礁、中业礁、南钥岛、西月岛、太平岛、敦谦沙洲、鸿庥岛、南威岛这9个岛屿，并自认为发现并占领了这些岛屿，在岛上留下木牌，上写该岛为菲律宾马尼拉克洛玛等人所有，是自由之地的组成部分。
两个月过后，克洛玛发表所谓的《告世界宣言》声称，发现与占领南沙群岛的33个岛、礁、滩、洲，面积达约64976平方海里，他把这些地方命名为自由地，宣称这些地方为菲律宾领土。对于克洛玛这种非法侵占中国领土的做法，菲律宾政府不仅不加以制止，反而采取纵容、支持的态度。
紧接着，时任菲律宾副总统兼外长加西亚宣称：这些岛屿接近菲律宾，既无所属又无居民，因而菲律宾继发现之后，有权予以占领，而且日后其他国家也会承认菲律宾因占领获得主权。
无论是菲律宾政府还是所谓的探险者，都一再声称这些探险行为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而非政府主持或由政府授意的行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克洛玛南沙探险前，加西亚等菲律宾政府重量级人物为他举行了欢送宴。这些活动根本不是什么纯民间行为。
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菲律宾民间探险与政府介入相互推动、促进，表现出进展有序、逐步深入的态势。菲律宾个人或民间机构对中国南沙群岛海域所进行的民间探险活动频繁，为随后菲律宾政府的介入打下了行为和法理基础。这一时期的民间探险行为，实际上成为菲律宾政府正式介入中国南沙群岛主权争端的探路石。
1957年2月16日，加西亚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声称，所谓南沙群岛于二次大战时为日本所占，日本根据旧金山和约放弃，并将之交给盟国，菲律宾认为盟国有权加以处置。菲律宾是盟国之一。
加西亚在致克洛玛的信中也提道，南沙群岛既是新浮出水面的，未包括在地图中，且未经占据，也无人居住，菲律宾人当然有权作经济开拓与垦拓。根据国际法，在任何国家未建立专有主权时，其他任何国家的国民都有这一权利。
菲律宾这些言行根本就是颠倒是非，南沙群岛一直以来就受中国政府管辖，根本不是没有占领、无人居住的岛屿。菲律宾的行为遭到了中国台湾的强烈抗议，1957年2月23日，针对中国台湾地区的抗议，加西亚仍然坚持，南沙各岛是未经占领的、没人居住的岛屿，外人可自动前往作经济开发和居住。
正是在这样的支持和鼓励之下，1957年5月13日，克洛玛再次率领一群菲律宾人侵入南沙群岛海域，企图移居南沙群岛之南子礁，实现事实上的占有。
1956年5月19日，菲律宾外交部长宣称，南海诸岛靠近菲律宾，都属菲律宾所有。22日，台湾当局发表声明，指出南沙群岛“无论就历史、地理、法理及事实上，均系不容争议者”，“外长”叶公超又两次约菲驻台“大使”，重申南海诸岛属于中国固有领土，中国主权不容侵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中国对于南沙群岛的合法主权，决不容任何国家、任何借口和采取任何方式侵犯。”1956年，南越海军又登上南沙的海威岛，并在此升旗，袭击我渔船，抢劫我渔民，毁坏原有建筑和石碑。对此，台湾当局一面向南越政府抗议，一面在太平岛布置防御工事，命令海军陆战队向南沙增援。经过台海两岸联合的政治、外交、军事斗争，南越军队被迫撤出占领的岛屿。1963年和1966年，台湾当局先后派军舰巡视南沙群岛，在南子礁、北京礁、中兴岛等地建石碑，修筑轻便铁路，扩建码头，使太平岛成为维护南沙群岛领土主权最坚强的桥头堡。
1973年南越政府相继侵占南沙10多个岛屿，1974年1月，又出动海空军入侵中国的甘泉岛，1月15日，越军又侵占西沙群岛并于1974年2月出动大批舰艇在南子岛及附近岛屿登陆，在岛上设立所谓“主权碑”，南越军队在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不断入侵行为，无例外地遭到海峡两岸的一致声讨。台湾当局发表声明，宣称“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为中国固有之领土，其主权不容置疑。”2月，出席第三次联合国海洋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在发言中重申：“南海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向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决不容许西贡当局以任何借口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出动六艘军舰，执行巡逻任务，当行至深航岛时，南越四军舰突然向我开炮，中国军队奋勇还击，并乘胜收复甘泉、金银、珊瑚屿。
1975年，南越海军入侵南子岛，赶走了岛上原占领的菲律宾驻军，现与不远处的菲占北子岛南北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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