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陶渊明的心灵世界55

对生命本真状态的真切体念 ——《结庐在人境》意象剖析
弗洛伊德等西方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人的心灵深处有一个“本我”，还有一个“超我”。“本我”，就是老子哲学中的归根反本，它摆脱了文化符号的异化与扭曲，如婴儿自然而和谐的生命的本来面目，它接近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所标举的生命的本真状态。“超我”则是社会文化塑造，特立而成自我，是存在于社会现实中，充当种种特定的社会角色，按照群体规范和要求行动的自我。“本我”和“超我”是一对矛盾，和谐地统一在人的灵魂深处。一时“本我”占据上风，一时“超我”表现明显。“超我”和“本我”的交错呈现，显示了人在不同时期里的不同行为表现甚至整个人生追求。放眼封建时代，许多文人在妥协世俗、扩展生命以用世；努力追求“超我”的同时，其实内心深处也时时流露出对险恶官场及叵测社会的厌弃，在竭尽心机地回归“本我”，力所能及地体念着生命的本真状态，如竹林七贤、谢灵运、陶渊明、李白、王维、苏轼等，但其中在追求“本我”道路上走得最远的，对这一状态体念得最真切的，恐怕要数陶渊明了。陶氏不但敢想，而且敢做；不但做了，而且做得那么彻底。他的这一出世心态在他的许多诗篇中均有所表露，在《饮酒》系列中尤其发挥到了极致。本文便以《结庐在人境》为例略作阐释。
�《结庐在人境》一诗，是陶渊明诗歌意象的顶峰。在这首诗中，“本我”摆脱了“超我”的纠缠，澄明无碍地存在于诗歌意象中。“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种“远”与“静”的境界是“本我”战胜“超我”后才可能出现的。“心远”并不仅仅是因为“地偏”，最关键的恐怕还是陶氏在心灵上的真正忘世，倘若心为物役，尘根未了，则即使身处“无车马喧”的偏地，也仍然会为凡事俗情所羁绊，像唐朝王维辈那样像模像样地隐居终南，但他心里图的依然是那条加官晋爵的捷径。在王维身上，“本我”仅仅是追求“超我”的一种手段。而陶渊明则完全不同，他的“超我”已然被排斥在心灵之外，“本我”即生命的本真已呈现出一种完完全全的展开状态。这个时候，不管形体在田园还是在闹市，“心远地自偏”，这种澄明无碍、自由自在的心灵使万物都展现出宁静悠远的情韵。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至此，诗人与“本我”融为一体。采菊的陶渊明，已是解脱了各种尘世纷扰，以生命本真状态呈现的陶渊明了。他心灵的悠然空明，投射在菊花与南山的意象中。他的整个身心已融入山气和美丽的夕阳之中，又似乎化作了飞鸟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翱翔。如此心平气和、心无旁骛地与大自然相承合，体味着大自然本身无穷的韵味。在这种观照中，物是原态的，心是宁静的，心物交汇在内心里，在和谐意识中，认认真真地进入了一种物我同一的“忘我”状态。

前四句，诗人摆脱“超我”从世俗回归自然；中间四句，诗人又以一种超脱虚静的心态，真切地体念着生命的本真状态；到了最后两句，诗人则更似乎进入了一种神情恍惚、虚无缥缈的仙幻之境。“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所谓的“真意”即是对回归生命本真的体念与感受。这种体念与感受想要说但说不出来。古人说得好，“得意必忘言”，已然得了“真意”的陶氏，合情合理地“忘言”，绝不是故作高深，只是这种感受确实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这首诗中无酒，诗人却将其归入饮酒二十首，且成为其中冠冕，原因就在于其意象的捕捉与构成具有直觉无意识的酒神精神的特点。诚如古人所说：“这首诗意象构成中景与意会，全在一偶然无心上。‘采菊’二句，俱偶尔之兴味，东篱有菊，偶然采之，……而南山之见，亦是偶尔凑趣。山且无意而见，菊岂有意而采，……山中飞鸟，为日夕而归，……但其归也，适值吾见南山之时，……此亦偶凑之趣也。……其一点‘真意’，乃千圣不传之秘，即道书千卷，佛经完万叶，犹不能尽厥蕴，故但以‘欲辩已忘言’五字喝断‘此中有真意’之间。虽然，固已言之矣，不曰‘采菊东篱’云乎?”“偶尔之兴味”，即审美的直觉无意识状态。从此状态中蜕化而出的诗歌意象，才能获得“境在寰中，神游象外”的悠远不尽的意味。这偶然无心的情与景会，正是诗人生命自我敞亮之时其空明无碍的本真之境的无意识投射。这里，相与归还的鸟儿和悦欣慰，它们没有了彷徨，没有了迷茫，也没有了离群之悲伤。它们投射着诗人摆脱“超我”的孤独迷惘后，精神获得巨大的归属和依托感，从而呈现出自由而宁静欢畅的心情。

对生命本真状态的真心体念是这首诗真意之所在，也是《饮酒》诗及陶渊明诗歌的终极目标。

谈陶渊明的田园诗

一 导言
晋文坛玄言诗风很盛,文学内容严重脱离现实。在这样的时代，陶源明异军突起，在诗歌，散文，辞赋创作上别开生面，以其突出的创作成就给沉闷的文坛带来了清新气息，特别是反映乡村风光和农村生活的田园诗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及其思想发展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又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荆林街)人。他是中国东晋时代最杰出的诗人。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在当时，严格区分级的门阀制度高度发展，士人的仕途基本上决定他的出身，门阀士族垄断了*要职，庶族寒门深受压抑。这种严酷的现实对陶渊明的生活和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
陶渊明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赫，官至八州都督，曾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父亲陶逸亦做过地方官，外祖父孟嘉做过征西大将军。但至陶渊明时，家道早已中落，生计极其艰难。陶渊明少年时代由于家庭和儒经的影响，对统治阶级抱着幻想，有“大济苍生”的壮志。但他的家世出身和所处的时代却是对他十分不利的。这时，反动的门阀制度发展到了顶点，门阀士族垄断了*要职，出(公文有约)身于庶族寒门的人则遭到无理的压抑。陶渊明的曾祖陶侃虽以军功取得晋朝的*，但本身并非门阀士族，在当时就已被讥骂为“小人”和“溪狗”，到了陶渊明时代，连这样的家世也没落了，他自然得不到社会的重视。这时东晋*又极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以陶渊明生活的主要时期来说，便经历了司马道子、元显的专权，王国宝的乱政，王恭、殷仲堪的起兵，桓玄的夺位，以及后来终于夺取了晋政权的刘裕势力的兴起。左右政局的士族和军阀所热中的是争权夺利，他们既不想整顿*，也无意收复失地。在这样的*局面下，想实现进步的*理想是不可能的。这种客观现实对陶渊明的生活道路以及思想变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也为了摆脱贫困的生活处境，陶渊明一生曾五次出仕。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出为江州祭酒。但很快就“不堪吏职”而辞职回家，“躬耕自资”。第二次出仕，在他三十五、六岁时，为刑州刺史恒玄幕燎。恒玄是一个有野心的大军阀，专横放扈，陶渊明由于生性耿介，对其厌恶和忧虑，于公元401年冬，借母丧为由，辞官回家，又开始了躬耕田园的生活，第三次出仕，在他四十岁的时候，即是陶渊明归隐三年之后。先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第四次出仕是公元4仍年从刘裕处转任建成将军刘敬宜的参军。第五次是义熙元年(405)八月，陶渊明又求为彭译令。是年十一月，作了八十天县令的诗人，终因“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辞官回乡，彻底走了二十多年漫长的归隐的道路。陶渊明在历经了官场的龌龊和束缚之后，终于迷途知返，植杖耘耜，清流赋诗覆成自己的“天命”，因而从心灵的深处释解了*上的失落感，“乘化归尽”，找到了生命的归宿。
陶渊明的退隐，既出于对时势*、仕途险恶的忧虑，为了避祸而远离官场，也根源于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门阀、制度下，寒士难有作为，他的“大济苍生”的宏愿注定会破灭；而面对官场的恶浊的黑暗，既无力改变，又不愿同流合污，陶渊明最终选择了一条洁身守志的道路。正因为他把壮志埋在心里，所以一直没有忘却现实，常常流露出对腐朽的现实的不满和壮志不得施展的焦灼和悲愤。在性格方面，陶渊明率真刚直，不合于官场，官事繁忙劳顿，也不合他自由闲静的习性。还有一方面，在于他本身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心为物役”是他最大的精神瘸苦，他要摆脱的自身躯壳及物质的役使，获得心灵的自由。陶渊明一生儒道两家思想冲突很激烈，表现在他生活中就是屡仕屡隐。总之陶渊明既受时代风尚的影响，同时也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吸收继承了多种思想观念，从而融合成了独具一格的陶渊明的性格。
三 陶渊明的田园诗的分类
陶渊明 的创作以诗为主，兼擅辞赋和散文。诗现存一百二十余首，特别是反映乡村风光和农村生活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大，对后世影响深远。
所谓田园诗，就是指描写农村田园生活和田园风光的诗。陶渊明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田园诗大作家。在诗歌发展史上，以农业劳动为内容的诗歌可以追溯到古代歌谣。到了《诗经》出现了大量的反映农业生产的农事诗。这些农事诗反映了农民的劳动生活及其感受，但只到了陶渊明，农村的生活和田园风光才真正得到文人的注目，农事诗发展为田园诗，这些田园诗巧妙的将情，景，理三者结合起来描述农村风光和田园生活，诗歌风格清新自然，描写细腻，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独特的艺术风格，形成了影响久远的诗歌流派。陶源明也因此被后世称为“田园诗人”。
陶渊明的田园诗从其内容看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描写恬美静穆田园风光，抒发了诗人闲适自得的心情。这些诗歌写出了大自然的美，表白了诗人脱离樊笼的自由心境。如(归田园居)其一写道：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洲。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诗人把统治阶级的上层社会斥为“尘网”，把投身其中看成是做了“羁鸟”、“池鱼”，把退处田园说成为冲出“樊笼”，，重返大自然的喜悦有如鸟儿冲破牢笼罗网，心情是那么轻松愉快，表现了他对丑恶的世界的鄙视。因而，在全诗中既流露出一种心灵解放的舒畅，又饱含摆脱官场，安然归家的欢欣，于是诗人不厌其烦地一一描述自己的田园：田亩、草屋、榆柳、桃李、远衬、狗吠、鸣吠，都是那样亲切美妙，足以安身立命。这些极其普通的景物，经过诗人的笔触，便酷似一组和平、平静的农村风景画佳作。字里行间流露了作者由衷的喜爱。在这里，淳朴、宁静的田园生活与虚伪、欺诈、互相倾轧的上层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有格外吸引人的力量。陶渊明以审美的目光注视田园和大自然，超脱了现实的矛盾和痛苦，达到和谐静穆的境界。
当诗人尚未离开宦途时，总有一种“暂为人所羁”的感觉，心情无法平静下来，他“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但当他远离了污浊的现实，回到田园中来，却感到获得了归宿。《饮酒》第五首：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门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诗人避开了达官贵人的车马的喧扰，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中，获得了自由而恬静的心境。
第二类歌咏农业劳动，以及在劳动中与农民的深情厚谊。
陶渊明的田园诗中引入注目的是那些描写自己躬耕田亩的作品；由于生计所关，农事劳动当然是诗人归田后的首要之务。早在彭泽桂冠的前二年，他在家居时就已经开始农事劳动了。他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中所写的“在昔闻南亩，当年意未践；屡空既有人，存兴岂自免”(其一)，“秉来欢务时，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亩办怀新；虽未量岁功， 事多所欣”，都是当时田间农事劳动的经过和欢快之情。在彭泽归来的最初的日子，这类农事劳动的描绘也都是带有一种浪漫情调和欢欣的色彩。尽管他面前的只是一个几间草屋，几亩荒园，有着妻子之累的贫寒的家。但他却把未来的生活想象得非常美好。《归去来辞》里所说的“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家人吉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正是他设想的未来隐居生活的主要内容。《归田园居》五首是陶渊明在晋安帝义熙二年(406)写的组诗，其三说：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披着月色，从草木丛生的小径上荷锄归来。诗人用极经济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绘塑了一个封建士大夫亲自躬耕田亩的形象，写得情趣盎然，写景亦是写心。“衣沾不足借，但使愿天违”，正是在辛勤的劳动中，诗人明白、了\"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湍\"(《庚戌岁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的道理。所以尽管“晨出肆微勤，日人负来还”，诗人还是“但愿长如此，躬就非所叹”(同上)。诗人描写景物，就这样往往和农业劳作交织起来，作为劳累的一种补偿，更体会到一种“欣慨交心”的感受。随着诗人年岁的老大，躬耕岁月的长久和生活的日益贫困，到了他五十二岁写《丙辰岁八月于下撰田舍获》时，他的思想认识更有所提高。诗云：
贫居依稼稿，戮力东林隈 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 司田春有秋，寄声与我谐。
饥者欢初饱，束带侯鸡呜。 杨楫越平湖，泛随清壑回。 郁郁荒心里，猿声闲且哀。
悲风爱静夜，林乌喜展开。 曰余作此来；三四星火颓。 姿年逝已寇，其事未云乖。
遥谢荷条翁，聊得从君栖。
这里，诗人归隐初期叹苦嗟劳的情绪已让位给对收成好坏的担忧。\"不言春作苦\"，不是不苦，而是已无暇叫苦，唯一惶恐的是收成不好，眷眷于心的是秋收有望。因为收成的好坏关系着生活的温饱，\"饥者欢初饱\"，正是久饥后吃了顿饱领的真切感受，这绝不是绝食终日的封建贵族文人所能有的体会!
在二十多年的隐居生活中，耕作的艰苦和生活的困窘只是一个方面，而读书；交友、春游这些丰富多彩的生活带来的精神上欢乐和丰收足以补偿他隐居时的物质生活的欠缺。这些，在他的诗中都有充分的表现。
读书也许是诗人隐居生活中至老不衰的乐趣。不论在躬耕之暇，闲居之时，或者在邻朋交游以至绝粮挨饿的当口，读书都是能使他得到最大的享受。他在《移居》(其一)中写的\"邻曲徐徐来，抚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答庞参军》中写的\"谈笑无俗调，所悦圣人篇\"，《读山海经》中的\"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如何\"，在《吟贫土》中的\"倾壶无余沥，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下，曰仄不遑研\"等，写的都是他的这种读书生活。诗人也正是从读书中寻觅先贤高蹈世外的榜样，以作为自己隐居生活中对抗外界压力的精神支持力量。
除了躬耕和读书之外，亲朋邻居的交游之乐也是陶渊明隐居生活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如《游斜川》是写春游，《移居》二首是专写移居南村后邻朋交游之乐的诗篇。其一云：\"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乎；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陶渊明甚至认为这种交游之乐能使他忘记人间的一切烦恼，他但愿永远不要离开这里。
长期在躬耕田园，生活的日趋恶化，使得诗人在劳动过程中逐步接近农民，与农民建立了感情。《归田园居》其二中写道：“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诗人在与农民的交往中，进一步认识到农民淳朴,自然,诚实的气质。诗人与农民共话桑麻，与他们生活的苦乐有了共同感受。陶渊明的这些田园诗不仅表现了与剥削阶级寄生观点鲜明对立的依靠劳动生活的思想；而且表现了不辞辛苦、坚持躬耕的顽强态度。这些都超出了一般士大夫的思想意识，使他的田园诗闪烁着进步的思想光辉。
第三类，反映了农村的凋蔽和村民生活的贫苦。
陶渊明的田园诗主要反映了他归隐后的劳动生活和谈泊的心境及描写田园的诗情画意时；但作为一个正直的诗人，他的一些诗也反映了农村的凋敝景象和人民生活的痛苦。诗人的家乡地处江州，曾是桓玄发难之地，军阀之间争夺政权的战争和*卢循农民起义的战争都在这里屡次进行。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都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晋书·刘毅传》说：“江州自恒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财弹力竭，无以至此。”陶渊明对这些战争虽未作正面描述，但确已接触到了农村的残破和生产阶破坏。(归田园居)其四说：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 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 徘徊丘忧间，依依昔人居。
进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 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知?” 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愫。”
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村落变成了荒墟，田园变成了丘垄，居民已经亡逝，触目之处皆荒凉破败。诗人虽未交代其原因，但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无疑是战争造成了这怵目祸心的景象。在《还旧居》里，诗人的写到了故居的破败。“阡陌不够旧，邑屋呈时非。履历围故居，邻定罕复遗。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这种破败景象的描象表明诗人对农村生活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还描写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自己生活的困顿。(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中说：“炎炎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写的是灾害欠收，自己饥寒交近的苦况。在《有为而作》诗的序言中他又说：“旧谷既没，新俗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才通，旬日以来，始念饥乏。”在诗中有“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熟敢慕甘肥……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待没空自遗”的话，写的是他一家的生计已濒临绝境，不得不接受他人的施舍接济过日子。饥饿有时还迫使诗人出门觅食。他的《乞食》诗所写的就是他的一次为逃避饥饿而作乞客的经过。诗人记述种种贫困，不是无目的的，而是因为“今我不述，后生何哉”(《有为而作序》)，要让后生知道生活的艰苦，知道保持固穷节多么不易。
第四类，表现了诗人美好的社会理想。
陶渊明不满黑暗的现实，很早就追求理想的社会，但几次出仕都未能实现，那时他还只能从传说中的古代寻求理想社会的图案，他在诗中流露“黄唐莫逮”的慨叹。这样，他的社会理想不能不是朦胧抽象而又具有浓厚的复古主义倾向的。最后转而寄身田园，隐居躬耕，独善其身。陶渊明的躬耕生活的结局如此可悲这也许是他归隐之初没有料想到的事。但就他来说，这是求仁得仁，又复何悔!他的躬耕不仕之志，仍到充也不动摇。他以前修为榜样，“谁云固穷狂，邈哉比前修。”“*常交战，道胜无戚颜，”“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表现了他的高风亮节。诗人也正是通过长期的田园生活，感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战争和剥削给人民带来了痛苦、贫穷和死亡，看到了劳动人民在当时“逃亡去就，不避幽深”的现实，体会到了人民的愿望和理想，促使了一个“桃花源”理想社会的诞生，创作了千古名篇《桃花源诗并记》。
《桃花源诗并记》是陶渊明晚年的作品。如果说《归去来辞》是陶渊明对官场的否定，对田园的追求，那么，《桃花源诗并记》则是陶渊明对整个现实世界的否定、对幻想的理想的追求。在这里，陶渊明创造了一个“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说”的无君无臣的社会，这使我们想到了《诗经·魏风·顿鼠》中劳动人民幻想中的“乐土”。在那里：
相命肆农耕，曰人从所愁。 桑竹垂馀者，菽稷随时光。 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说。
荒路暖交通，鸡犬互鸣吠。 禾豆犹古法，衣裳天新制。 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
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 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 怡然自馀乐；于何劳智慧。
这种社会只能存在于诗人的幻想之中，但这也正是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批判和否定，代表了处在残酷的*压迫和经济剥削下难以生存的广大劳动者的善良愿望。桃花源式的社会，不仅是先世哲人们(如老庄，阮籍《大人先生论》，鲍敬言《无君论》，都主张无君无臣的社会理论)的理想的形象化，更是诗人基于社会现实生活，为解决社会问题而绘制的理想蓝图。
《桃花源诗并记》是陶渊明田园诗的新的发展阶段。它不局限于揭露现实社会的黑暗，而着眼于提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方案，表现了诗人救人民于苦难之中的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是诗人田园生活中理想因素的集中和概括，是代表小私有生产者对造成战乱和贫困的封建社会所提出的*，它反映了广大农民希望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和平幸福生活的强烈的愿望。它虽然仍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却启发人们认识封建社会的黑暗，鼓舞人们反抗不合理现实的斗争。
四 陶渊明的田园诗的艺术特色
陶渊明在中国诗史上是第一个大量写作田园的诗人，他开创了田园诗派。他的田园诗有着浓厚的田园生活气息；弥漫着五谷和桑麻的芬芳，洋溢着劳动的欢悦和艰辛，表现着农民生活的苦难。这些散发着泥土气息的田园诗到后来与谢灵运的山水诗相结合，形成了绵绵不绝的山水田园诗派。陶渊明田园诗在诗史上的革新作用，还在于它冲击了弥漫着诗坛的玄言诗，打破了自魏末以来玄言诗一统诗坛的局面，给诗坛带来了清闲的气息。犹如一股春风，使窒息的诗坛漾起了勃勃生机。这股春风汇合了谢灵运的山水诗，终于涤荡了“谈乎寡味”的玄言诗，彻底解放了诗坛，恢复了诗歌不是以说理取胜，而应以抒情见长的传统，放射出新颖的艺术光芒。 000
陶渊明的田园诗的艺术特色最受后人称道的是其平淡自然的风格，“古今尊陶，统归平淡”(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与同时期。“谈乎寡味”的玄言诗不同，陶渊明的平淡是彻忧思后复归于平静安祥，饱含落日常生活的热爱，平淡自然不仅是陶渊明的人格修养，也是他的审美追求。因而，在陶诗中出现的事物，大都是平信所见的东西，没有奇特的意象，不雕章丽句，诗人以清闲的感受，真切的体验化俗为雅，化平凡为神奇。这是陶诗韵隽永的原因。
笔者认为可以从三方面来论述“自然”的艺术特色在他田园诗中的表现。
其一，语言上自然本色、精练传神。“陶诗是当时社会文化的自然状态，有着什么样的陶渊明，也就有着什么样的陶诗，‘语言是存在的家’，陶诗就是陶渊明其人的家。”这个比喻可谓形象。陶渊明的田园诗不尚藻饰，不事雕琢，而是惯用朴素自然的语言和疏淡的笔法精练地勾勒出生动的形象，传达出深厚的意蕴，从而达到写意传神的艺术效果。然而事实上，陶诗的语言并非是未经锤炼的，反而是高度精练、去芜存精后才显得平淡而自然，从这一角度看，陶渊明对文字的提炼运用可说达到了极高的造诣。正如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
其二，艺术风格上恬淡自然、醇厚隽永。清人方东树曾说：“读陶公诗，专取其真事、真景、真理，真不烦绳削而自合。”四个“真”字，可见陶诗真实感之强，“自然”气之盛。纵而观之，其田园诗的题材和内容多采自归隐后的生活，他将劳动视为自然的生活方式，认为自躬自耕式的生活虽苦且累，然而却是最贴近田园的纯自然性质的生活。其诗所描写的对象，亦是习见常闻的事物，如村舍、鸡犬、桑麻、豆苗、耕种、风雨等，都是直写其物其事，而不讲究词藻上的华美，粗略几笔即勾勒出景物的神韵，形似更神似。此种白描功底，于平淡中透出丰富联想，于联想中生出诗的“淡永”意境。可谓“极平常之景，各生趣味”、“无一修饰之语，而其间无穷妙味。”
其三，艺术境界上高远拔俗、天然浑成。主要体现在追求情、景、事、理的交融统一。陶渊明曾借《五柳先生传》道：“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可见其田园诗的特点乃以“意”为诗，“直写胸中天”（元好问）。其实诗意也直接源于自然——触景生情，于是“诗缘情而绮丽”。陶诗的魅力，在于以其性情中自然流出的语言创造出冲淡之美的艺术境界；在于诗句充满感情力量，但同时又舒缓、平和、少有激荡，严谨地与冷静的哲理思维相结合，创造出高远拔俗的意境；在于从平凡的生活素材中提炼深沉的意蕴和哲理，从而实现田园诗的物我交融、情景相生的境界。总体而言，陶诗的意境都较为完整，胜在以整体为单位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或某个片断吸引人。
创造出深融完整的意境也是陶渊明田园诗歌艺术的重要特色。陶诗善于以白描手法勾勒景物，点染环境。不描慕物态而以写意为主。诗中常出现的孤松、秋菊、白云、归鸟，都带象征性意义，表现诗人自身的品格，饱含着诗人的感情。陶诗还常在抒情写景之中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一些人生哲理，情、景、理融合贯通，创造出浑厚深远的诗歌意境。
陶诗语言别具特色，完全不受当时骈俪文风的影响，诗句多接近口语，平易近人。象“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蝉”，“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这类句子，明白如话。朴素真率的语言也体现出乎淡自然的风格。
参考资料：网上搜的，总结提炼一下，你说的几个方面都可以提炼出来。

和一般人一样，面对生活，陶渊明也有着许多的矛盾和冲突，但在一番熬炼后，终能达到调和境穆的境界。他诗中的冲澹，想必也是几许辛酸苦闷所换来的。他的诗不单只描写田园的乐趣，主要反映他酷爱自由的天性，高洁脱俗的人格，他也并非是一个单纯避世高蹈的隐士，而是为追求安顿心灵，适合个性的处所。宋书、晋书、南史都将他归类为“隐逸诗人”，他甘心忍受物质困窘的压力，去追求真实淳朴的精神生活。唐代追寻“终南快捷方式”的隐士是不能与之匹配并比的。他的特色是处处近人情，胸襟高超却不唱高调，仍保持一个平常人的家常便饭的风格，使人倍觉亲切。仕宦与隐逸贯串出靖节先生的一生，他在仕宦里获得的是矛盾痛苦，在隐逸里获得的是和谐喜悦，从矛盾到和谐，从苦痛到喜悦，四十岁之前他一直在入世与出世间徘徊，其实在纯净的内心世界，他何尝不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他的心一直以来都是向往丘山、园林，希望过归隐的生活，然而为了口腹儿女，受到家世、教育，无形的压力，屡屡以心为形役，又一次一次地把这个决定推延。“犹望一稔”不只是任彭释令的心情，也是乙巳年前一生的写照，推延顺心的时间，希望可以多得一点连他自己也未必晓得是什么的好处。
妹妹之死使他具体领悟到人生的倏忽无常，“当年距有几？纵心复何疑”，已由头脑上的明白，转化成切身的感受。此次一悟二十二年，“吾驾不可回”，安贫守道，帮助他把家族的光荣，世人的白眼，妻儿的噜叨埋怨，所受的儒家教育等来自多方的压力都消化得一乾二净，终于达到纵浪大化，称心无疑，乐天委分，任真忘我的境界。
四十岁是个重要的关键，人到了中年，往昔的迷惑、执着，终会随着生活中种种的历炼而逐渐净化、单纯，看透了一些事，也明白了一些理，终可以下决心作一番取舍去留。如果程氏妹之死提早五年、十年，陶渊明或许不致于有如此的觉醒。孔子说：“四十而不惑”是一句了悟后的经验谈。《归园田居》五首便是陶渊明澄澈滤净后的新生活描绘，是他辞官归隐后，躬耕田亩的真实写照。他看重衣食以及经营衣食的劳作，不肯像一般隐者作社会的消耗者，他说过：“衣食终须纪，力耕不吾欺”，于是扛起锄头，决心做庐山脚下赤贫的农民。《归园田居》第一首，畅述他重返自然的欢欣，失而复得的真情，彷佛下了极大的决心，从今后要紧紧抱着“邱山”，不再让自己迷失在“尘网”。的确，违背本性是一件痛苦的事，天宽任鸟飞，渊深快鱼游，总有一个舒坦自在的世界时时在呼唤着“不如归去”，可是一旦误入尘网又岂能轻易抽身呢？陶渊明费了三十年的挣扎，而我恐怕是一辈子的苦恼。时代越繁荣进步，尘网织得越密，越难脱离。至此，总算能解陶渊明何以徘徊在出仕及退隐间而不能决定的苦楚。亲情、荣耀、学问，都一一成了五花大绑，绑住最清灵的真心。苦，莫甚于此了。
每个人都该有他性情相得的世界，不幸流落外界，总因不适应而显得笨拙、苦恼。陶渊明在彭泽归去后，欢欣地接纳自然，归向田园，那榆柳交应、鸡鸣狗吠的乡间，那“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的生活才是他要的世界，他可以肯定地告诉自己“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四）这种既得归宿的幸福，好叫人羡慕！真希望我也能有机会走入自己的世界。
归园田居第二首，写他弃绝世俗后，乐享田园的平静。“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在乡曲间，多的是纯朴善良的人物，单纯无杂的情怀，这种新生活平淡中有味，简朴中意长。人也只有到此地步，才能真正享受清静。人情的频频交往，固然可以热闹生活，却必须付出自由，付出时间，所以清静是寂寞换来的。一个文人没有可以切磋的友伴，没有可以交相问难的同好，是孤寂的。归隐后生活的贫困，耕作的劳累，没有知音可以倾吐。“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坚持是无人能解的寂寞，但也只能说给自己听听罢了。
虽然，陶渊明最后的二十二年田园生活在物质方面是失败的，因穷困而来的种种问题，也无法动摇初衷，这种决心是开悟后的坚持。几许思想，几许挣扎，陶渊明所追求的只不过是简单的生活，并甘心乐意去过这种生活而已。生活因简单才能得“有余闲”，才能去享受“树木交荫、时鸟变声”的自然美。可叹庸俗中人老是做“人身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事，即便是千古难见的美景，绝世未闻的佳乐在旁，也恐怕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了。

【09.04.04，转载】陶渊明性格分析

陶渊明性格分析
摘要：关于陶渊明的人格分析，向来有不少意见。有人认为他的性格是“寡默任放“，也有人说是“明彻达观”，本文认为是“独立率真”、“任放中和”，并从陶渊明的人生观、哲学思想以及家庭教育、传统文化、时代背景对他的影响来分析其原因，同时结合机能主义哲学家瞻姆士关于“人的社会形象”理论和现代心理学的性格理论来共同进行探讨。
关键词：人格；独立率真；任放中和
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性格作为一个人稳定的心理因素，它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是在其哲学思想、人生观以及人生经历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它与气质、能力、兴趣等一起成为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想就陶渊明的人格及其形成原因进行简要评述。
谈到陶渊明的性格，前人和今人有太多的观点和看法，有人认为是“寡默与任放”《读陶丛札》，也有人说是“明彻达观”《明彻达观，新奇真实》。我认为陶渊明的性格是“独立率真”、“中和任放”。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陶渊明是“颖脱不群，任真自得”。这在陶诗中就能得到很好的印证。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庄子·渔父篇》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可见“真”就是自然。在陶渊明而言就是如何保持自然，也就是如何才能不被异化。

作者：宇の航 2009-4-4 20:1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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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机能主义心理学家瞻姆士将人的“自我”分析为“客我”和“主我”。“主我是行动的自我，人格的动力和独特性均来自于主我；客我则是社会的自我，以及角色的扮演，反映的是社会的经验。”渊明想保持自然就必须任“主我”而同“客我”进行斗争。这种斗争的力量来自向往自由的生命本性，斗争的目的也是为了解放被束缚的心灵。所以对生活在两汉经学统治相对松弛的陶渊明，出于对形体和精神双重自由的追求，言行举止表征为对自然的向往热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自然”不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自然”，“渊明之‘自然'非近代所谓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而是一个来自老、庄、郭象的哲学范畴，指的是一种自在的状态；含有自由的趣味；以‘自然'为美；以‘自然'化解人生的苦恼，以‘自然'作为医治人生各种弊病的良药。”（《陶渊明研究》）。陈寅恪说得更为透辟更为深刻：“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改创之新自然说。惟其为主自然说者，故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主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
渊明不仅在哲学思想、人生观上是任自然的，在实际生活中更是处处流露出不随世、不顺俗而顺乎自然天性的性格特征。渊明的一生先后共有五次出仕：第一次起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任彭泽县令。出仕与归隐是中国古代士人所要面对的重要人生抉择，因为这一抉择直接关涉到士人如何实现人生的价值，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从热衷于仕宦的士人来看，他们的心灵深处未尝没有奉身而退、拂袖绝尘的心理潜流；而那些身在林泉的人，他们的心灵深处也未尝没有建功立业、力登要路的豪情壮志。“仕与隐像八卦中的阴阳鱼一样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诗人心理的两大情结。盘踞在士人心灵深处的两大情结之间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时而相安无事，时而激烈交锋。”（孙明君《陶渊明：幻灭的田园梦》）正是由于渊明的率真，这种动态平衡、这种激烈交锋在他身上表现得更为透彻，也更为淋漓尽致。他的可爱与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对出仕原因的直言不讳：“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萧统《陶渊明传》）。“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归去来辞序》）。但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仅仅用亲老家贫解释他的出仕，显然是不够的。”确实，对于归隐还是出仕，渊明是经过反复抉择的，其中的经历也颇为曲折复杂。“研读陶渊明的诗，我们可以体悟到，一个伟大的灵魂，如何从某种矛盾失望的寂寞悲苦中，以其自力更生，终于挣扎解脱出来，而做到了转悲苦为欣愉，化矛盾为圆融的，一段可贵的经理。”（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

作者：宇の航 2009-4-4 20:1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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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出仕还是归隐，它们所围绕的中心都是“真”，因而它们是完全正当的。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言：“然而如以渊明之质性而言，则归园田方能保全其自然与真淳，而出仕则不免有‘违己交病'之患。所以渊明的归田，既非为了虚浮的隐居的高名，也非为了世俗的道德的忠义，而只是为了在‘大伪斯兴'的此一人世，保全其一份质性自然的‘真我'。”《归园田居五首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是诗人从彭泽隐居后的第二年春天所写，开头就点明自己从小就不迎合世俗，本性就喜爱恬美静穆的山林园田生活。《读史述九章之九》：“远哉张公，肃然何事。……独养其志。”摆脱了现有的生存方式，不慕荣利，忘怀得失，这在诗人心中是早有此意的，他的居官，除了一般士人共有的信念和抱负之外，更重要是以居官为途径通向更为自由的大道。不料事与愿违，渊明非但没有获得先前所希企的自由，相反失去了更为重要、更为本原的自由。“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不是世上没有安邦定国的栋梁之才，而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几乎把所有通往正道的仕途之路全部阻塞了。所以我们的诗人“宁故穷以济志，不委曲而累己。”他的坚定信念可见一斑。首先，他经受住了来自官方的压力。朝廷多次对他征召，都坚决顶住了：“顷之，征著作郎，不就。”（《晋书·陶渊明传》）。“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宋书·陶渊明传》），他是真正不同于“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之辈的。其次，他同样经受住了生活困窘的折磨，转而躬耕不怠，大有收获。渊明“任真”，因此他不言讳利，而所需不过乃正当衣食。既不同于传统儒家鄙视劳动的观念，也异于同时代“虚谈废务浮文”的玄学家。儒家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中国封建社会，只有通过读书进而出仕为官才是正道，其他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方式都是不足挂齿、不登大雅之堂的。即使是隐士，骨子里对儒家的这一信条也是始终恪守不渝的。只有渊明是既归隐又力耕的，这正是他任真的体现。他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一》中写到：“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来欢时务，解颜劝农人。”他自嘲对孔老夫子的“忧道不忧贫”力有未逮，因而就转向躬耕，并对农业劳动信心十足。试想如果一个只以隐居为平台而内心另有他求的所谓隐者，要毫不犹豫并持之以恒地操持起为儒家所鄙夷的稼穑之事，那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也已证明了这一点。而陶公做到了，“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他把躬耕劳动放置在了人性起码良知的心理层面，成了他的生活凭借和精神寄托。另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新。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公力耕自养的欣喜之情跃然纸上。正如李泽厚所说：“所以只有他（陶渊明），算是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径，无论人生感叹或*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农居生活的质朴的爱恋中得到了安息。陶潜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

作者：宇の航 2009-4-4 20:2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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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复：【09.04.04，转载】陶渊明性格分析

综上所述，陶潜的哲学思想、人生观以及他的出仕、归隐与躬耕，无不体现着他“独立率真”的性格，而他的性格的另一方面“中和任放”也是贯穿其中。如果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是他“任放”性格的最好表现的话，那么他与众不同的归隐方式和态度，则最能说明他的中和。渊明的入山，不是卢藏用待价而沽的市侩手段的“终南捷径”式的隐逸，不是陶弘景幕后操纵的遥控伎俩的“山中宰相”式的隐逸，也不是皇甫希之点缀当朝的假冒勾当，更不是谢灵运无补于世的自我麻醉。而是“在黑暗而多歧的世途中，以其所秉持的注满智慧之油膏的灯火，终于觅得了他所要走的路，而且在心灵上与生活上，都找到了他自己的栖止之所，而以超逸而又固执的口吻，道出了‘托身已所得，千载不相违'的决志。”（《迦陵论诗丛稿》）。渊明隐居后，对官场人物的亲疏态度也是迥异于人的，他固然不是打着归隐旗号而心留世俗的假隐、充隐，但也决非后世自诩超越尘世的所谓“纯隐”，他是有着自身原则和立场的。如对颜延之、殷晋安、檀道济，诗人就有着不同的态度。《宋书·颜延之传》：“（延之）与渊明情款”；“日造次焉，每往，必酣饮致醉。”《与殷晋安别》：“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未谓事已及，兴言在兹春。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贫贱。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萧统《陶渊明传》：“江州刺史檀道济往侯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馈以粮肉，麾而去之。”

作者：宇の航 2009-4-4 20:2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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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复：【09.04.04，转载】陶渊明性格分析

以上是对陶渊明“独立率真”、“中和任放”性格的分析，为了进一步了解他的这种性格，我们有必要来探讨一下它的形成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客观世界的各种现象都是普遍联系、前后相继、彼此制约的，任何一种现象都会引起产生另一种现象，反过来任何现象的产生也是由别的现象引起的。”陶渊明性格的形成，不仅和他的先天素质、意识形态有关，更和他后天生活的家庭教育和传统文化、时代环境密不可分。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晋朝的大司马，祖父茂、父亲逸也都做过地方官，虽然后来家道中落，但家庭特有的人文氛围、人格素养却融于血液一脉相承，这使得渊明先天具有了优于他人的条件。他少小时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度过。孟嘉为当代名士，渊明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写道：“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蕴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旁若无人。”而渊明“存心处世，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逯钦立语）。如果说家庭环境对渊明的影响是默化的话，那他所受的教育、阅览的古籍无疑充当着潜移的角色。两晋时代，“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陶潜不但像一般士大夫那样学到了道家的《老子》、《庄子》，而且还阅读了儒家的《六经》，以及文史、神话小说等“异书”。他在《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中说他“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而《周王传》是咸宁五年（279）从战国魏哀王墓中发掘出来的汲冢书；《山海图》则是作为东晋王朝的逆臣、为王敦杀害的郭璞注《山海经》的一卷《图赞》。渊明能阅读到这样的书籍足见他的博学程度，而也正是他的博览群籍，开辟了他开阔视野的途径，奠定了他思想性格形成的基础。另外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两晋时代虽然是玄学盛行的时代，但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家仍然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难以抵挡的力量。就在渊明的家乡江州就出现了大力提倡经学的学者范宣、范宁以及戴逵等。《晋书·范宣传》：“范宣，陈留人也。……好学手不释卷，以夜继日，遂博综众书尤善三礼……宣虽闲居屡空，常以诵读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太元中顺阳范宁为豫章太守，宁亦博学通综，在郡立乡校教授，恒数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而当时渊明正值少年之际，“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他所受儒家思想之影响可见一斑。但又不可否认的是渊明毕竟生活在玄学盛行的年代，他受道家思想的熏陶也是不争的事实。袁行霈先生说：“他（陶渊明）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样重视个人道德修养，但不拘守儒家经典的章句，显得通脱而不拘泥。‘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意会，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将孔子道家化。受老庄和魏晋玄学影响，但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很不同。”渊明的思想熔铸了儒道两家的精华，圆融无碍，并结合自身的生活实践，因而具有与众不同的视点和特色，更为可贵的是，他还把思考生活的结论用来实践，以实际行动反过来证明自身观点的正确性。可以说正是在儒道两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渊明独立而不群，率真而不矫糅，中和而不偏激，旷放而不任诞的独特性格，鹤立于两晋文人之林，屹立于古代诗人之列。

作者：宇の航 2009-4-4 20:2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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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回复：【09.04.04，转载】陶渊明性格分析

陶渊明的家教、学识以及时世加上他个人先天的素养、哲学思想和人生观，造就了他那“独立率真”、“中和任放”的性格，使他最终得以脱离主流社会而能自由地翱翔于心中的“桃花源”世界。陶渊明的这种独有性格在活着的时候并无人问津，有的话也只是附庸风雅而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征服了无数后人，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名声具有递增效应，尼采曾说：“星光很遥远，到达人们的眼睛需要许多时间。”渊明的煊赫名声，不是因为同时代的人们知道他，而是在他百年之后，为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由此可见陶渊明人格魅力影响之深之远。在缺乏对自身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反省和观照的年代，陶公无疑也给了我们勇气与希望，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参考文献：
[1]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7页，第150—151页
[2]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页
[3]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燕京大学哈佛学社刊印，1945年9月
[4]李泽厚《美的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41页
[5]朱光潜《诗论·陶渊明》，三联出版社，1998年，第293页
[6]李建中《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
[7]宋恪震《陶渊明归隐之我见》，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5期
[8]孙明君《陶渊明：幻灭的田园梦

参考资料：http://tieba.baidu.com/f?kz=560326804

陶渊明（约365—427），字元亮，晚年更名潜。一说名潜，字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九江市）人，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的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63年的生命历程(有关陶渊明的生年仍有待考证，因此此处的63年之说也有待考证），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土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1]
[编辑本段]【文学成就】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杰出的辞赋家与散文家。陶诗今存125首，计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陶文今存12篇，计有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
陶渊明辞赋中的《闲情赋》是仿张衡《定情赋》和蔡邕《静情赋》而作。内容是铺写对爱情的梦幻，没有什么意义。《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而作，内容是抒发门阀制度下有志难骋的满腔愤懑；《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韵文有《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散文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称《孟嘉别传》，是为外祖孟嘉写的传记；此外还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等疏》等。总的说来，陶文数量和成就都不及陶诗。
陶渊明的诗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因此，陶渊明有“田园诗人”之称，也是田园诗派的鼻祖。他的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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