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的日本女性热情、大方、富有行动力，她们的自由和开放度比中国当时的女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日本女性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空间，却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改变而受到压缩。由于农耕生活的普及，出现了土地私有化、劳力争夺的现象，因此体力上占优势的男性逐渐取得主导权，终于发展成男权社会。公元7世纪中叶所施行的“大化革新”更是日本女性噩
梦的开始。“大化革新”是唐化运动，日本大量地引进中国的各种制度：如以户为单位，每户都由嫡长男继承户主地位，并由这个户主来管理整个家族的财产，决定子女的婚姻。从此，女子一定要服从户主即父兄、丈夫的命令，不再具有自主权。此外，更因为受了由中国传来的佛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影响，认为女子有“五障”，即：烦恼障、业障、生障、法障、所知障。这种观念实际上是中国“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翻版，是女子必须服从男子、听从男子摆布的理论依据，而且认为，女子即使修行，也很难信道成佛。此外，日本把中国封建文化中的“三从四德”搬过来了，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搬过来了，也把在七种情况下可以“出妻”的“七出”搬过来了。这样，日本女性已完全沦为附属于男性的存在。
当时的日本女性丧失了独立自主的人格，还可以从外界对她们的称呼表现出来。例如，《源氏物语》的名作家紫式部这个名字，是综合自《源氏物语》的女主人翁“紫上”及该作家之父藤原为时的官名“式部丞”而来的，真名不得而知。任职于宫中女官的称呼则经常取自她父亲或丈夫的官名。至于居家的女性，如《晴蛉日记》的作者则被称为藤原伦宁之女，或藤原兼家之妻，或藤原道冈之母。《更级日记》的作者则被称为管原孝标之女。这和中国古代，女子以父姓加丈夫姓为名（如陈李氏、刁刘氏）而无己名是同样的。
人类的性文化有个从开放走向禁锢的过程，日本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在中国宋代中期以后，女子由一定程度上的性自由、受尊重转变为性禁锢、被岐视和严重地受压迫。这是因为，到了宋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已开始走下坡路了，当一个社会繁荣昌盛、蒸蒸日上的时候，统治者有充分信心，对社会控制较为宽松，民众享有的自由度（包括性自由度）也比较大。反之，当一个社会走向衰微的时候，天灾人祸频仍，统治者惶惶然，惟恐民众起来造反，对各方面都控制得很紧，民众所享有的自由度（包括性自由度）就比较小。在控制与压迫的情况下，首受其害的则是妇女。
在日本的历史上，卖淫制度最初确立于奈良时代，这比中国要晚得多，当时宫中特设“采女部”，从各地募集美女。“采女”名为司内职，实则是一种官妓，如有外国使节来朝，则叫她们侍寝。此外，还有一种“巫女”。“巫女”本来是演“神乐”、司祭事的女子，后来变成了妓女，因为日本古代的神社多设于交通和兵营的中心地带，“巫女”住在神社周围，和众多的过客、士兵、游民交往，就由“神妻”堕为“巫娼”了。
到了平安时代，出现一种叫“白拍子”的卖笑妇。“白拍子”原来是以歌舞为主、卖淫为辅的，和日本现代的艺妓颇为相似，她们之中也有富于才艺、成为达官贵人的宠妾、留名于历史的，但一般的“白拍子”后来却以卖淫为主了，与普通的“游女”没有多大区别。和“白拍子”同时出现的是“傀儡子”，她们流浪各地，一面舞木偶、玩把戏，一面卖淫，主要以平民为卖淫对象。
平安时代除了“白拍子”“傀儡子”以外，还有“桂女”“汤女”“长者”和停船场的“游女”等不同形式的妓女。“桂女”和我国的营妓相似，主要为军人卖淫。“汤女”则主要在温泉场活动。“长者”是在驿路范围内以来往过客为对象的妓女。
室町时代是战乱频仍的乱世。上层阶级耽于骄奢*，而人民陷于异常的贫困。因此，一方面促使了公娼的发达，一方面促使了私娼的产生。私娼当时称为“夜发”，都是下等妓女，夜间出没街市，拉扯行人，一时像雨后春笋般地涌出，大有压倒公娼之势。以前的“汤女”也从温泉转入民间的浴室，称为“搔垢女”，投入私娼的队伍。
日本的江户时代，在町人阶级的支持之下，出现了大规模的“游廓”，“游廓”是妓院集中的地方。具有代表性的，是江户的吉原“游廓”，当时的町人文化就是以“游廓”为中心而发展的。德川幕府一面集中妓院，加强控制，一面极力地取缔私娼，但是私娼不但不见减少，反而日益增加，尤其是“汤女”盛极一时。据《守贞漫稿》所载，当时每个浴室都有“汤女”二三十人，她们陪酒、唱歌、伴浴，与妓女没有什么分别。
参考资料：http://www.cqvip.com/onlineread/onlineread.asp?ID=2990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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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时间：2024-05-16 0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