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界反抗废止中医案,一开始便不与西医就中医优劣问题作学理上的讨论,而是逐条批驳余岩等人废止中医之理由,并将中医存废置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论辩。3月11日,上海医界春秋社等8团体发表通电,指责余岩利用卫生部和中央会议等行政手段,打压中医界,将其废止中医上升到“摧残国粹学术”的高度。他们一再申明,“中医自有中医诊断之法,勘定病别之类,”并非“巫祝谶纬之道”。针对余岩在提案中指责中医“反动”之语,中医界声称中医完全合乎三民主义,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是“极端之民族主义”。这种驳难,显然已非学理争论,而是意识形态化之政治攻击,是将中医存废问题提升到是否拥护三民主义的政治层面,争取政治上之优势。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医界反而指责西医界废止中医乃违背三民主义之举,并喊出了“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等政治性口号。
中医界掀起的全国性抗争活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也影响着社会安定与政府威信。在中医界掀起大规模抗争后,处于风头浪尖上卫生部长的薛笃弼,急于化解与中医界的冲突,将这场风波尽快平息。故他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他向请愿代表当面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不久,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消一切禁锢中医法令。
至此,废止中医案,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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