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美术史上逐渐崛起一个被称为海派或海上画派的画家集群。它以上海为活动中心,吸纳并且引领着江、浙、皖乃至更大地区的艺术力量,其画家阵容之浩大,绘画风格之纷繁,以及得时代变革风气之先的显赫声势和深远影响,均超过了此前的所有地方画派。然而,倘若用严格的流派概念去梳理这一艺术景观,则会出现令人困惑的问题,那就是:它既非惯常意义上的绘画流派,更非地域性质所能界定,而是在较大程度上呈现出模糊、多元、变动不居的特点,从而导致人们对海派概念的使用和评价莫衷一是。
执著于单一的立场和固定的视角,是难以领略海派绘画的丰富内涵的。从本体论和社会学相连锁的研究方法出发,对其所依托的历史渊薮、文化情境、主体特性,以及由之生发的观念形态、社会效应、价值意义,作一概略的多方位巡视,也许有助于我们寻找相对有效的切入点。
海派绘画的发生和发展,与上海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作为鸦片战争后输入境外资本和舶来西方文明的远东第一重镇,上海不仅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性营造着中外移民杂处的多元化情境,而且与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相区别,并以其处于南北冲要和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区域的地理优势,营造着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社会宽容度和人文涵泳量,为滋养文化艺术提供了人才、物质和精神观念上的优裕条件。从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所记载的“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到杨逸《海上墨林》所收晚清书画家中外省籍画家的庞大数量,不难发现,众多画家橐笔海上,尽管有着各不相同的具体原因,但经济因素作为入沪的先决条件及其安身立命的现实基础,或者说,正在兴起中的近代工商业都市文化对他们的吸引,则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扬州八怪所依托的传统商贾文化不同,构筑上海艺术品消费机制的主体力量,已经从亦儒亦商的新入世哲学承当者,转变为资本主义文化形态下的海派商人以及具有商人性格的海派市民。前者那种沾溉着古代乡绅文化和“养士”风气的遗泽,表现为画家与其最大主顾同时也是监护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或者礼尚往来传统的存在方式,逐渐为以绘画为社会职业的按劳取酬方式,亦即生产者与消费者两大阶层的并列关系所取代。维护艺术市场的中间环节,除了职业掮客和专门店铺,还有由美术社团、润格制度、商业资本以及新兴的视觉传媒、公共空间所构成的庞大运作网络。这一切,使得海派画家既区别于历史上的画师艺匠,也不同于传统商业都会中具有职业化倾向的吴门画家或扬州八怪,而成为现代社会分工意义上的自由职业者。画家们赖以生存并在艺术上自我实现的契机,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早期上海画坛流行的是吴门画风,以苏州周边地区的画家为主体,但从咸丰开始,来自嘉兴、湖州、萧山、绍兴等地的浙籍画家渐增,进入同治以后,就几乎成为清一色的浙籍画家及其画风的天下了。被视为海派代表画家的赵之谦、张熊、朱熊、任熊、任薰、任伯年、钱慧安、虚谷、蒲华、吴昌硕、王震等等,除了钱慧安、虚谷分别为上海籍和安徽籍以外,无不来自浙江。海派中影响最大的两位画家一任伯年和吴昌硕,无不一边按照民间习用的谐音取意等通俗手法,创作着一幅又一幅的《玉堂富贵>、《无量寿佛》、《紫绶金章》,在强化艳丽色彩和写实造型的审美意蕴中挖掘世俗化的活力,另一边又遵循着个性自由和人文关怀的精神情感倾向,在《苏武牧羊》、《关河一望萧索》、《饥看天图》、《拒霜魄力》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入画写意传统中抒发性灵。这种既涤荡着文入画的清高超脱之气,也融合了文入画表现因素,同时还在不同程度上发扬民间艺术传统和西方绘画技法,并且将主体精神与消费需求统一在改良变革思想上的艺术倾向,使海派绘画获得了应时顺势的发展基点。从“三熊”、“四任”到虚谷、吴昌硕,或者说,从以兼工带写的花鸟画和人物画为标志的第一期海派典型,到大写意花鸟画逐渐压倒人物画的第二期海派典型,虽然主体特征和环境条件有所不同,比如在吴昌硕的成功中,就寓含着金石书法之助、现代展览之需以及来自日本的艺术接受群等多种因素,但是上述发展基点则别无二致。
第二期海派绘画的大写意风崛起,正值20世纪初政治鼎革之际。随着皇权的终结,新一轮文人耆宿充实沪上,原先秘藏宫禁的文物书画公诸世人,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又在推动新兴美术院校和外来绘画形式迅猛发展的同时,促使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画领域高涨起来,诸如此类以不同方式浸润改造着海派绘画文化品质的历史际遇,极大地影响了此后中国画坛的新格局。
自从西方文化中的“艺术”概念通过新式美术教育的途径融人中国人的思维以来,率先得到体认的是金石写意一派。尽管其所内含的文人画情结遭到社会革命理论的批判,但在强调主观色彩和精神表现的西方现代艺术的启示下,文人写意画的美学原则被切换成了民族艺术风格的表征,而作为学院教育中中国画的主要形式资源。黄宾虹、陈师曾、潘天寿、刘海粟、傅抱石以及稍晚一些发挥其影响的李可染等等,都是这一思维框架下的活跃人物。不过,艺术概念的普及与深化,也同时生发着更大的涵盖力。工笔、写意、文人自娱、职业售画,以及课徒、办学院、开面展、出刊物、营建艺术团体,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的新旧事物,都有可能在艺术和艺术家的名义下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于中国画艺术特性的体认和发展方向的选择,由此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一度沉寂的山水画,一方面沿着“四王”遗轨,推出了冯超然、吴待秋、吴子深之类的儒雅风格,一方面乘借“四僧”热和金石写意派大炽的时势,激扬起黄宾虹、钱瘦铁、贺天健之类的写意情致,而在两者并行或融合的碰撞声中,晋唐宋元这个文人画主宰画坛之前的更富于造型性的传统,又跳入了人们的眼帘,张大干、吴湖帆、谢稚柳的新古典主义山水画,随之脱颖而出。那些放眼东西洋异域传统的新生代画家,迈出了中西合璧的更大步伐。关良、林风眠、丁衍庸等人的创新成果,比起吴石仙等前辈来,富于愈加鲜明的艺术本体张力。丰子恺、叶浅予、谢之光等人处于边缘状态的新画种,比起吴友如的点石斋画风来,也更显得文采斐然。外来的新兴的艺术样式和氛围,传统的创作、鉴藏和经营圈子,使不同的艺术取向既可以交流互动又能各不相妨地行使其主客观效能,是海派绘画进入第三期的表征。它将第一、第二期海派侧重于古今之变的纵向视角,及其更多地表现为传统文人审美情趣与新兴市民审美情趣之移替的发展态势,导向了侧重于中西之争的横向视角,以及在世界性背景和民族危机感下对中国画走向的多种自觉选择。随着海派影响力的曰益扩大,晚清时以“四任”或钱慧安派为海派的狭义指称,以及像张祖翼那样斥之为“皆恶劣不可暂注目”的保守主义偏见,逐渐为包容更多海上画家并且侧重于褒扬新变的观点所压倒。
追索海派绘画的流变关系,会遭遇到一个复杂问题,即海派作为“所指”的具体范围,具有很大的游移性、模糊性。通常被人们视为海派重要代表的某些画家,其实并不寄寓上海,抑或在其艺术的成熟期移居外埠,成为该地区的代表画家。前者的典型例子是赵之谦,后者的例子则有黄宾虹、张大干等等。海纳百川的巨大涵量和永不止息的流动性,不仅构成了海派绘画无固定模式、无统一风格、无独尊宗主的基本特色,而且作为画家、画作、画事的最大集散地,与许多地区发生着“互市”关系。正因为如此,支撑起20世纪中国画坛新局面的各地著名画家中,有很大一部分与海派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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