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仅三个月，英国*经仔细权衡，不顾美国阻挠，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法律上的*"。应中方的要求，中英两国从1950年上半年开始了艰苦的建交谈判。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英国在对台问题上所持的骑墙态度致使两国关系一直麻烦不断，建交谈判曲曲折折，曾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一度搁浅。但中英两国都有改善彼此关系的诚心与愿望，双方能够扩大共识，减少分歧，日内瓦会议后不久，两国便互派代办，这种代办级"半建交"关系的建立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创举。分析这段特殊的外交历程，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一、利益的驱使--外交承认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华民族近百年屈辱的外交史一去不返。*代表**向全世界发表公告，宣布**愿意同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任何外国*建立外交关系。[1]同日，中国外交*周恩来把**的上述公函致送各国*，周恩来在公函中说："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2]当时，中国制定同外国建交的三项原则是：与台湾断交、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尊重中国主权。新中国的中英关系也是基于上述原则开展的。1950年1月6日，英国外交大臣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周恩来，宣布：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从即日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之合法*"，表示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新中国建立关系。英国*同时发表声明，撤销对*残余集团的外交承认。[3]纵观中国近百年*史，英国*历来对中国*采取不同情的态度，甚至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了敌对的行动，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英国如此迅速地做出这一外交决策呢？这并非是权宜之计，而是英国*权衡利弊后的务实*。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对外*都是根据本国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需要制定的，这就决定了英国的对华*不是消极地追随美国，而有自己独立的一面，它更多地体现了英国自身利益。战后，英国对华*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扩大英国在华的一切利益。首先，英国在旧中国有很大经济利益。它在旧中国的庞大投资，虽然在中国人民*胜利前抽走了很多，但据估计，仍有10.33674亿美元，[4]占各国在华投资的1/3，居第一位。中英贸易也是英国所重视的。二战前，英中贸易总额达1.06亿英镑。二战后，由于美国霸占市场，英中贸易呈下降趋势，1948年降至600万英镑。这时，美国不仅不愿意承认新中国，甚至认为考虑这个问题的时机还未到来。[5]中国*胜利后，必将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而四亿多人口的大市场使英国对华贸易具有良好的前景和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美国既然甘愿退出中国市场，英国便自然想趁机填补这巨大的贸易空白。要恢复战前在华经济地位，英国就必须与新中国*建立稳定的健康的关系。其次，英国承认新中国也着眼于英国在香港地区的地位和利益。中国*的解放使英国对香港的前途深感担忧。香港沦入英国手中是历史上不平等条约的产物，而**已宣布不承认这些条约。此外，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英国无意放弃香港这个重要的商业和金融据点，力图维护对香港的统治。英国人希望香港免遭*党控制，方法是强调香港在对华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并表示愿意就香港的*前途与*党进行讨论。他们认为，只要承认*党*，这两个方法就能加以利用。最后，还应当指出：英国的外交承认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外，还有其*目的。冷战中，英美两国一样，都不愿看到中苏结盟，而试图通过外交承认来争取中国，至少使中国不过分倾向苏联。1949年12月16日，英国在给新西兰首相的一份绝密电报上宣称："对抗*影响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党与西方接触，越早接触越好"。[6]综上，英国是基于自身利益才率先承认新中国，并试图协调与新中国的关系，但我们应当赞赏此举，认为这种外交承认是明智的，务实的。当时的上海《大公报》指出："英国的承认扩大了英国同美国的分歧，并且将英国人民的友谊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截然区分开来。[7]的确，这一外交承认有助于新中国在对西关系中打开缺口，发展同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二、分歧与斗争--建交谈判英国承认新中国并不表明它对中国*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赞同和肯定。正如战时首相丘吉尔声称："承认一个人的存在并不一定是一种赞同之举......建立外交关系并不是表示恭维，而是要获取便利。"[8]由于中英两国对"承认"的理解和立场存有差异，英国尚未断绝与台湾的一切官方关系，因而尚不具备正式建交的条件，两国遂从1950年3月2日起开始建交谈判。中国*在谈判中要求英国*澄清三个问题，即：英国*必须彻底断绝与台湾*的关系，澄清它的代表在联合国对中国代表的投票行为，以及英国*在英国、香港和其他英国属地的*的各种机构和中国的国家财产所持的态度。这三个问题都是围绕着台湾问题。从维护在华利益出发，英国采取了承认新中国的*，但在台湾问题上，却采取了追随美国的立场，换言之，英美"特殊关系"或美国因素决定了英国的台湾*。新中国成立之初，英国对台湾的归属含糊其辞，不愿履行《开罗宣言》中的承诺。尽管英国不久以后正式承认新中国，但仍保留英国驻淡水领事馆，并没有彻底断绝与台湾的官方联系。而英方却在谈判中声明：淡水领事馆其职能是保护英国侨民在当地利益，并不表明英国对**的承认。对此，中方难以接受。英国*在联合国的各个机构中顺从美国意志，以投反对票或弃权票来阻挠苏联*关于开除**的提案的通过。中方要求英国对其在联合国表决中的暧昧态度给予澄清。英方却认为由于在历次投票中中国不可能达到多数，英国只有投弃权票。中方尤其关注英方对"两航"飞机的态度。1949年11月9日，中国、*两航公司全体员工在香港宣布起义，12月3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两航公司在港资财，决不容许任何人以任何手段移动或破坏，中国*的此项产权应受到香港*的尊重。[9]在谈判中英方代表胡阶森称中方所提问题相当复杂，牵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问题。在美国压力下，5月10日，英国枢密院颁布枢密令否决香港地方*关于"两航"飞机产权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判决，宣布在飞机产权做出终审裁决前将飞机扣留在港。针对这种出尔反尔不守信用的不友好行径，中国外交部副*章汉夫致函英国谈判代表，严重*英国*这一行径，要求立即解除扣押，但没有得到英国*积极响应。上述事实表明英国对华*的两面性：既想保持与发展同新中国传统的贸易关系，又想取悦于美国，维护与巩固美英的"特殊关系"；既想与新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又与台湾**背地里勾勾搭搭，进行事实上的官方联系。这实际上就是拒绝在平等、互利以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致使中英关系无法进一步发展。1950年5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发表了关于中英建立外交关系谈判经过的谈话，向世界人民揭露了英国*对中英建交谈判所持态度的*，要求英国*对这些言行不符的问题，进一步加以澄清。[10]当然，英国主动承认新中国及其后的中英建交谈判在某些方面给两国关系带来了一些积极影响，中英关系的前景是较为乐观的，双方都为发展彼此关系做出了努力。但由于英国把维护它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作为其对外战略的基石，发展对华关系以不损害英美关系为限，在对台*上追随美国摇摆不定，甚至从原有立场上后退，使已有良好开端的中英关系蒙受损害。朝鲜战争的爆发又使这一关系雪上加霜，中英关系由对话转为对抗。英国紧随美国，参加发动了侵朝战争，采取了一系列敌对行动。在台湾问题上，英国反对中国人民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并主张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在缔结对日和约问题上，英美一道将中国排除在外；在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同美国一道投票赞成联合国搁置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在1952年5月10日与尼赫鲁夫人的一次谈话中说：他本人很关心中英之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一事，但不幸的是，英国对华*使之成为不可能。他批评了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变化不定。[11]由于英国强硬的对华敌视*，中英两国建交谈判无法继续下去，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谈判被无限期搁浅下来。三、求同存异--互派代办朝鲜战争的爆发一度中断了中英谈判，但中英两国的外交联系并未因此而中断。留在北京的英国外交人员仍受到公正待遇，享有外交特权。在武力威胁与经济封锁等遏制*无法奏效情况下，英国又试图重新启动早已搁浅的建交谈判。1953年中国开始制定并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领导全国人民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而中英贸易和英国公司的地位，由于英国*根据美国要求实行对华禁运而被破坏。同中国市场最有密切关系的英国实业界机关报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在论及英国在华公司关闭时写到："中国无论发生任何变化，但总有一个稳定的因素：‘中国必须做生易'。"同时该文还指出："当朝鲜荒谬的战争结束和中国可以自由的致力于恢复经济时，它实际上将需要一切，而英国商人在满足中国的需要方面要起自己的作用。"[12]英国实业界人士估计到新的迅速发展的中国比旧的、处于附属地位的半殖民地中国具有无可比拟的巨大前途。从经济上封锁中国，在英国是极端不孚众望的，而且引起各界包括*人士的*。因此，朝鲜战争结束后，英国不得不重新审视对华*，表现出友好姿态。而此时的新中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已彻底取消，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日益巩固，到日内瓦会议召开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可以使它在对帝国主义国家*方面采取更灵活的立场。1954年4月26日讨论朝鲜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召开，日内瓦会议给中英两国高层领导人提供了就双边关系进行直接交换的机会。日内瓦会议间，中英两国外长频繁接触，艾登外长希望中国向英国派驻相应的人员来伦敦。周恩来严肃批评英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但考虑到英国在印支问题上采取了不同于美国的立场，便当即表示愿派相应的人员去伦敦。周恩来指示负责对外贸易问题的雷任民多找关系与同在日内瓦的咸尔逊和英国贸易界人士接触，争取以英国为突破口，冲破美国控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实行的封锁禁运*，打开英国市场。杜维廉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他也感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英国*突然松动了。杜维廉回忆说："我同外交部西欧司*宦乡和中国外贸部副*雷任民举行了正式会谈......英国在华侨民遇到的许多麻烦现在获得了解决。出境许可证发放了，就连英国在华公司遭到关闭问题进行的谈判也取得了进展。"[13]由于两国领导人能够搁置争议寻求共同利益点，两国关系有了转机。6月11日，英国*批准向中国出售数千种非战略物资。6月16日，周恩来和艾登举行会谈，6月17日，中英两国正式公布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联合王国*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和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据此，杜维廉于7月8日向周恩来呈送了由艾登外交大臣签署的委任书。中国*亦于9月2日任命宦乡为驻英代办。这样，几经曲折中英终于建立起代办级外交关系。英国朝野一致热烈欢迎中英关系的改善，把它视为日内瓦会议的一项积极成果。1954年8月，周恩来在外交*报告中指出：中英关系这种改进将有助于我国和西方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可能性的增长。日内瓦会议后，中英联系更加密切，交往更加频繁。中英关系的改善促进了中英经贸关系的发展。从50年代到60年代，在西方禁运的条件下，中英两国贸易额却增加了十几倍，至1969年已占中国对外进出口总额10%多，其中中国对英国的进口额占中国进口总额的16%。[14]英国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欧洲最大贸易伙伴。
本文如未解决您的问题请添加抖音号：51dongshi（抖音搜索懂视），直接咨询即可。
热心网友
回答时间：2023-09-15 0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