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烈文的人物贡献

赵的谈话确实非常坦率，他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
而清王朝善与恶并不互相掩盖弥补，何况“天道”已给他们带来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为十分丰厚的报答，因此这些后来君主们的“德泽”并不能抵消清王朝“开国”时的无道，仍不足补偿其统治的合法性匮缺。对赵烈文从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残暴性这两点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的这番言论，曾国藩并未反驳。沉默很久后，曾才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之陨”。“”是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屋，“宗之陨”即指王朝覆灭。曾国藩也预感到清王朝正面临灭顶之灾。
曾对此问题的看法仍十分复杂和矛盾。虽然承认“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但又对清王朝仍抱某种希望，认为当朝的恭亲王奕为人聪颖，慈禧遇事“威断”，所以有可能避免“抽心一烂”、“根本颠仆”的结局。而赵烈文则坚持己见，认为奕“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断”反将使她更容易被蒙蔽。要想挽救颓局，像现在这样“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默运天心”颇有些神秘主义色彩，但在此更可将其理解成为一种“天道”、某种“历史规律”，局面如此不堪，如无*的根本性变革仅靠现在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修补补，实则无济于事，而奕、慈禧均非能对*作出重大改革之人，所以清王朝难免分崩离析的命运。赵烈文端的是富有洞见，不仅对历史大势看得透彻，而且作为一个远离权力中心、根本无法近观奕、慈禧的“幕客”，对此二人的判断却准确异常，为以后的历史所证明。奕确是朝廷中少有的开明权贵，近代初期的一些革新措施大都与他有关，因此当时有视野开阔、思想开明之誉，但1898年清王朝救亡图存最后机会的维新运动兴起时，他却坚决反对，证明赵在1867年对他作的仅“小智耳”的论断不虚。慈禧乃至大清王朝以后不断为其“威断”所蔽所误，已为众所周知，无须再赘。赵的眼光，确实老辣。不仅如此，在清朝大兴*，焚毁古书，和配置奴性思想的环境下，能做出如此推断，其功底之深厚可想而知。
颓败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料，而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
曾对赵的论断仍无法或不愿完全相信，总感到清王朝还有一线生机。同治七年七月下旬（1868年9月中），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由于直隶管辖京城四周，曾国藩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皇帝、恭亲王奕䜣及文祥、宝鋆等*，在几天之内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对此，他当然倍感荣耀，直隶总督之职位不仅使他能近距离观察清王朝的“最高层”领导，而且使他能对全国的形势有更多了解，这时他才知道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料，而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年7月7日）晚上，他对刚刚来到保定直隶总督府的赵烈文坦承自己对时局、朝政的失望，对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奕欣、文祥、宝鋆、倭仁这些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们的人品、见识、能力、优点与弱点逐一分析点评了一番，分析点评的结果是他们皆非能担当王朝中兴重任之人。他们尚且如此，其余的人更加庸碌无为。曾国藩不禁哀叹清王朝的未来“甚可忧耳”。最终，他不得不同意赵烈文两年前的论断，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救药。 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1867年预言它不出50年就彻底垮台正好44年。而且，接踵而来的也是赵所预言的长期“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即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当然，曾、赵已分别于1872和1894年去世，并未看到自己的预言和预感“成真”。对他们来说，这或许倒是一种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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