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穆时英的小故事

帮你找了一点资料 你需要的话 好好看看吧 　新感觉派是崛起于20世纪20年代日本文坛的一种现代主义流派。当时，以横光利一、川康端成为首的几个青年作家，接受欧洲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张起了现代主义的旗帜。他们声称不愿再单纯地描写外部现实，而要力图把主观的感觉印象投注到客体中去，以新奇的感觉来创造由智力构成的“新现实”。鉴此，日本文艺评论家千叶龟雄称他们为“新感觉派”。在我国又把这种流派称作“心理分析小说派”，或现代派。
　　中国的新感觉派小说是在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下，在30年代步其后尘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既是世界性的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新文学冲击的一种反馈，又是30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空前激化的结果。是时，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夹在越来越剧烈的阶级斗争的夹板里，感到自己没有前途，他们像火烧房子里的老鼠，昏头昏脑，盲目乱窜；他们是吓坏了，可又仍然顽强地要把‘我’的尊严始终保持着”。⑴他们既不满于旧的社会秩序，又寻求不到施展才华的归宿，陷入了苦闷、彷徨的困顿之中。为了填补自己精神的空虚，他们追求新的刺激，因而欣赏现代派小说的“新、奇、怪”的表现手法，这就为他们接受日本的新感觉派提供了前提条件。不过，他们并不像西欧的现代派那样，以一种与现实主义相对抗的形式出现于文坛，而是力图兼容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⑵因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感觉派”小说。
　　新感觉派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和积极实践者是刘呐鸥。他原名刘灿波，笔名洛生，台湾省台南县人。早年在日本东京青山学院攻读文学时，深受将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东方精神结合于一体的川康端成的影响。在日本应庆大学毕业后回国，曾先后创办“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出版了许多进步书刊。他自己也译介过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和日本新感觉派小说集。1928年9月，他创办《无轨列车》杂志，团结了一些刻意追求艺术形式创新的文学青年，初步显露了新感觉派的创作倾向。同年底，《无轨列车》被*查封后，他继续尝试新感觉派小说的创作，先后写出八篇小说，于1930年4月结集为《都市风景线》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较多的采用现代派手法写的短篇小说集。
　　1929年9月，施蛰存与刘呐鸥、戴望舒、徐霞村等集结在一起，创办《新文艺》月刊，继续张扬新感觉派的大旗、宣告了这个流派的诞生。施蛰存是这个流派成绩最为显著、影响最大的作家。他是杭州人，早年在中学教书时，著有现实主义小说《江干集》、《娟子姑娘》、《上元灯》等。1929年9月，在他创办的《新文艺》上，发表了《鸠摩罗什》，才正式涉笔于新感觉派小说创作。《新文艺》仅出版一年，就被**查封，又使新感觉派小说创作陷于困顿之中。1932年5月，施蛰存应上海现代书局之聘，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他又以此为园地，或发表国内文学青年的作品，或介绍国外的詹姆斯??乔伊斯、福克纳、横光利一等现代派作家的作品，从而使新感觉派的小说进入一个全盛时期。
　　在《现代》杂志造就的作家中，穆时英的小说创作对新感觉派的发展具有突进性意义。穆时英是浙江慈溪人，笔名伐扬，1929年开始写作。他最初发表的小说并没有新感觉派的味道。大约在1932年以后。他的作品突而转向新感觉派。他先后出版了《公墓》（1933）、《白金的女体塑像》（1934）等小说集，运用感觉主义、印象主义等现代派手法，来表现大都市光怪陆离的生活，不仅开了“洋场文学”的先河，还使他获得了“中国感觉派圣手”的称号。
　　新感觉派的全盛时期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在刘呐鸥和穆时英弃“文”从政之后，施蛰存又于1935年2月离开《现代》杂志。到此，这个来去匆匆的文学流派则像彗星一样悄然而逝了。
　　新感觉派的这三位代表性作家的创作都起始于现实主义，后来才接受了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他们的价值取向却不完全一样。刘呐鸥、穆时英更多地受到了日本的早期新感觉派的熏染，而且在汲取现代派的技巧的同时，也接受了现代派的文艺观，成了彻头彻尾的现代派。施蛰存则从日本新感觉派后期的新心理主义那里撷取了更多的精华。他是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并吸收现代派的技巧来丰富自己。因此，在他脱手《现代》之后，就以一种新的姿态回归到现实主义。尽管他们在创作道路和创作的价值取向上有所不同，但作为一个流派。也构成了一些共同的创作特色。
　　首先，新感觉派的创作题材多取材于半殖民地大都市的病态生活，并通过描写大都市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日常现象和世相世态，暴露出剥削阶级男女的堕落与荒淫、寂寞与空虚，为开拓中国现代的“都市文学”建树了筚路蓝缕之功。
　　刘呐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不仅是我国最早出版的新感觉派小说集，也是最早出现的反映都市生活的小说集。作者以他对都市生活的敏感，描绘了都市的赛马场、夜总会、影院、茶馆、富家别墅、海滨浴场等色彩斑斓的场景，也刻画了舞女、少爷、小姐、交际花、姘头、资本家、小职员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并以急骤的节奏，跳荡的结构，活灵活现地显现出剥削阶级靡烂生活的剪影。他的《礼仪和卫生》依据弗洛依德的学说描写了一伙在“唯乐原则”支配下的青年男女放荡纵欲的生活。小说里的人物都在无所顾及地追求本能*的满足。可琼与人私通，还厚颜无耻地当着她丈夫的面公开了这种关系，并在私奔前，动员自己的妹妹去满足她丈夫的淫欲。这些违反道德的恶行反映了中国的封建社会解体后，在急剧变化的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一些中小资产者在外来文化冲击下所产生的猎奇意识和病态心理。他的《热情之骨》所表现的是日本都市生活的一个侧面。西方青年比也尔到东方来寻求真正的爱情，以平复他极度忧郁和寂寞的心灵创痕；可是，在那“正义，道德的价值都可以用金钱买的经济时代”里，在那充满着*、混乱的现代都市中，田园诗般的生活早已被挤出了人生的轨道。最后，他不愿把真正的爱情变成*易而导致爱情的幻灭。作者正是通过比也尔爱情的幻灭而引起郁闷忧伤情绪，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人与环境的尖锐矛盾，人与人的精神隔绝，从而暴露了现代都市的畸形生活，及其对人的精神的严重摧残。
　　刘呐鸥的小说在描写都市生活方面“开了一端，但是他没有好好地继续下去，而且他的作品还有着‘非中国’即‘现实’的缺点。能够避免这缺点而继续努力的，这是时英”。⑶的确，穆时英对半殖民地大都市生活的描写，不仅内容广泛丰富，而且表现手法新颖高超，尤其是能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半殖民地都市生活的本质特征，因而他被称作是“都市文学的先驱作家”。他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写了破了产的金子大王胡均益、失去了青春的交际花黄黛茜、失了业的市*秘书缪宗旦、失了恋的女大学生郑萍，还有怀疑主义者季洁五人。他们在一个周末来到夜总会，以狂热的跳舞来发泄各自的苦恼，来填补精神的沟壑。到第二天拂晓，胡均益开*自杀，彻底摆脱了他的苦恼和郁闷。作者所塑造的五个人物都是“从生活上跌落下来”或“被生活压扁了”的人。他们内心里充满着悲愤、仇恨和无法排除的寂寞感，然而他们却“在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的面具”，⑷强作笑颜。其实，他们的悲愤、仇恨、寂寞早已“深深地钻到骨髓”里，在疯狂中寻求刺激，只不过是饮鸩止渴而已。《白金的女体塑像》描写了两种性病态的表现：一是谢医师的节欲独身主义，一是女病人的*过度亢进。这两种性*说明高度集中化与极端化的都市文明不仅于预了人们的外在生活，而且还穿击到人们的心灵深处。谢医师的繁忙、拥挤、枯燥、刻板快节奏的生活，使他的心理失去平衡，逐渐变得连人的本能欲求都冷漠寡淡，成了一个独身主义的节欲者（实际上这是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而那位女病人无法摆脱社会的魔影，也无法摆脱那种糜烂的资本主义都市文明的环境。畸形的都市生活使她感伤、郁闷、空虚，只好在床褥间来倾泻心中的郁闷，来减轻思想的重荷，因而她那本来健康的身体就变成了“不是病”的病躯，几乎成为“白金的女体塑像”了。作者通过描写大都市生活这两种性*同社会生活的密切幽微的关系，反映了都市的畸形生活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和肉体的摧残。《上海狐步舞》所展示的生活领域更为广泛，也更进一步揭露了“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的半殖民地大都市生活的本质。据作者说，这篇小说是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三一》的一个断片，作者以冷漠的心情表现了上海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生活的腐朽、糜烂、堕落的各个侧面。这里有沪西*的凶杀，有冒充法国绅士的比利时珠宝掮客的行骗，有资本家刘有德家里的**及其荒淫无度的生活，有长头发作家在小里弄的遭际，以及挣扎在生命零度的劳动者*出卖肉体，等等。这里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狂乱生活，也有食不果腹，拚命挣扎的悲惨遭遇，作者在强烈的反差中，既写出了疯狂发泄的种种病态，又展示了被社会现实扭曲了的可悲的灵魂。穆时英和刘呐鸥一样，他们都是通过描写*，描写大都市的病态生活，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都市生活的现实；但由于他们对现实持不可知论，认不清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看不清未来的前途，因而在他们笔下浸润着一种颓废色彩和悲观厌世的情绪，甚至还以冷漠的欣赏心情来肯定那些超越道德规范的动物性本能及性*。这就使他们的小说格调不高，缺乏健康奋进的力量。
　　相比之下，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则高于刘呐鸥和穆时英。施蛰存的病态小说，题材更为广阔，内容也更为丰富。他不仅以上海为主要场景反映大都市的病态生活，而且还对上海市郊小城镇的生活作了形象的扫描。他笔下的人物多是生活在都市底层的小人物，如舞女、小商人、小职员之类。作者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以酣畅淋漓的笔触来抒写他们受生活挤压的惨苦情状。如《鸥》写的是刚由练习生提升为洋行小职员眷恋故乡的故事。他被提升为职员，这本来是十分令人高兴的事，可是他面对熙熙攘攘的人流，刻板机械的生活，感到非常寂寞和无聊。他期望回到故乡，找回初恋的温情，但又迫于生计，不得不忍受都市生活的煎熬。作者从主人公这种矛盾的思绪、飘忽的情感中，剖析了受压抑的意识，披露了潜伏的欲念，从而揭示了都市的病态生活所造成的病态心理。《薄暮的舞女》的主人公素雯非常厌倦终日陪伴男人们寻欢作乐的舞女生涯，把脱离苦海的希望寄托在她的情人身上，并因此中止了与舞厅老板签订的合同，也拒绝陪客人跳舞。恰在此时，她的情人破了产。她的希望成了泡影，她又只好低三下四地给舞客打电话，陪笑脸，表示不再拒绝对方的邀请。素雯的前后变化，决不是她个人的品行不端，而是由于生活的折磨，她不得不去食自己泡制的苦果。施蛰存的这些小说内容较为健康，善于通过底层的人物、平凡的事件来揭示主题，较之刘呐鸥、穆时英更显得接近现实主义；但由于作者的生活视野狭窄，缺乏一种平中见奇，小中见大的内蕴和气势。
　　其次，新感觉派十分注重心理分析。他们提倡作家要“纯客观”地挖掘与表现人物的潜意识、隐意识活动，以及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由某种客观事物引起的微妙心理和*心理。
　　最初的新感觉派小说把追求新奇的感觉当作创作的关键。到30年代初期，他们又接受新心理主义的影响，创作了一批以表现心理分析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如刘呐鸥的《残留》采用主人公霞玲独白的形式来进行人物的心理剖析，在当时是别开生面的。穆时英的《南北极》、《白金的女体塑像》等小说都是将心理分析作为构成作品艺术形象体系的重要环节，丰富了刻画心理小说的表现手段。但真正把心理分析推上一个新的高度的还是施蛰存。他的《梅雨之夕》、《春阳》、《药羹》等小说代表了心理分析小说的最高水平。《梅雨之夕》展示的是一个男子在街头屋檐下同一个素昧生平的姑娘一起避雨及主动送她回家时的一系列心灵的历程。最初，这个美丽的姑娘出现在街头的屋檐下时，他先是注视着、欣赏着，继而又对姑娘产生的不安情绪寄予了奇特的冷惜之感。天色将晚时，他主动送姑娘回家。后来雨停了，姑娘向他致谢告别，他却怨恨老天爷“何以不再继续下半个小时雨呢”。作者在表现男主人公的心理变化时，创造性地运用了弗洛依德的情神分析法，不但以静态分析揭示人物的心理特征，自然属性，展示了主人公由欣赏、注意、好奇到怜惜、关心、疑惑、惆怅的复杂的心理过程；而且又从人物的心理结构中发掘了社会性的内涵，揭示了造成小说中男女双方心理差距的客观的社会根源。当男主人公主动提出帮助姑娘而对方只是付之淡淡微笑时，他马上意识到：“上海是个坏地方，人与人都用了一种不信任的思想交际着！”这句独白反映了当时上海社会的复杂*，以及为这社会现实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不被理解和认识的精神鸿沟。小说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作者对这种社会性内涵的揭示不是外加进去，游离于小说情节线索之外的，而是从人物的最隐秘的心理中流露出来。这就使小说的社会性内涵与人物的心理活动、人物之间的关系本质地连结为一体。他的《春阳》是一篇以反封建为主旨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心理小说。小说主人公为继承夫家三千亩土地的大宗财产，在未婚夫死后抱着丈夫的牌位结了婚。她渴望得到爱情，可是周围的男子都把她看作是有夫之妇；她心中有所爱，可是族中人早已张开了无形的网，迫使她只能独身生活下去。她无力摆脱封建道德的束缚和资本主义的金钱奴役，最终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殉葬者。施蛰存的这些心理分析小说都不是孤立地剖析主人公的心理世界、*心理，而是把人物的心理分析与社会内蕴的发掘巧妙地结合起来，既丰富了小说的思想内涵，又赋予了新颖的艺术手法，从而使新感觉派小说开拓出新的艺术天地。
　　新感觉派作家由于受到弗洛依德学说的影响，还十分热衷于刻画“双重人格”的心灵冲突和*心理。根据弗洛依德学说，人的“本我”（本能）在受到“自我”（理智）和“超我”（道德）的制约的时候就会形成矛盾，构成二重或多重人格。如施蛰存的小说《将军的头》描写了花惊定将军奉命征讨吐蕃的故事。在出征途中，为严肃军纪，他处决了一个企图调戏民女的兵士。可是他自己却为这一民女的美色所倾倒。后来在激战中，他忘记自己正置身于生死搏斗的战场，想到与那民女合欢的美事。此念一生，就被飞来的一刀砍掉了脑袋。可是这个没有脑袋的将军依然策马来到那个民女的身边。小说表现的是爱欲的“本我”与“超我”的军纪的冲突。这种由两种相背驰的力所构成的冲突，正是“双重人格”的典型表现。此外像刘呐鸥的小说《残留》写女主人公霞玲在丈夫刚刚亡故之后，一方面确实悲恸欲绝，思念异常，另一方面又在料理完丧事当晚，就挑逗一个男朋友来代替她的丈夫。还有施蛰存的《鸩摩罗什》里的那个内心里充满着宗教与*冲突的高僧；《石秀》里充满着友情与*冲突的石秀，都是“双重人格”在*方面的代表。在他们笔下的这种“双重人格”的描写，一般都是从作者的主观意念出发，缺乏生活的依据，但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奇橘地揭示了病态人物的*心理，为新感觉派小说“开辟一条创作的新蹊径”。⑸
　　再次，新感觉派十分注重小说技巧的创新。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都是起步于现实主义手法的。但是他们基于“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的想法，⑹刻意移植和实验现代派的“新兴”技巧，有意识地把各种非现实主义的技巧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
　　这个流派主张以纯粹的个人官能感觉作为基点，依靠直觉来把握事物的特征。他们往往借助于听觉、视觉，乃至幻觉的外化描写，创造出带有主观色彩的艺术世界。如《梅雨之夕》的“我”在迷蒙的雨雾里，撑着伞同一位妙龄女郎并肩而行时，仿佛觉得这位女郎是他当年“初恋的那个少女”；倏而又似乎发现他的妻在一家街店旁用“忧郁的眼光”盯视着他；继而又好像看到了日本画伯铃木春的《夜雨宫诣美人图》；后来又仿佛觉得他身边的少女变成了“一个不相干的女人”。作者所描写的这些错觉、幻觉是一种深层意识的极其复杂的变异反应，也是交织着情感的与理性的、悲的与喜的两极对立的心态扫描。而这种变异反应，对立心态正是基于“我”的内心深处的“爱”和“不得所爱”的复杂情绪的。小说主人公心理结构中的这种“爱”的和“不得所爱”的情感因素引发了心理幻觉、错觉，激发了联想、想象，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深刻性和缜密性的心理世界。再如《热情之骨》里写比也尔在理想的爱情破灭后，心情沮丧之时，“觉得天上的月亮也在笑他”；当嘈杂的汽笛声传来时，连门窗的“玻璃也在响应”。这种视觉与听觉交迭复合的通感现象，把比也尔当时的那种自怜、愤怒、失望、抑郁的混乱心绪客体化、对象化，使艺术描写增强了可感性，收到立体地表现生活的艺术效果。
　　借鉴西方意识流手法也是新感觉派的艺术追求。他们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情节连续性和时序性，而以人物思想感情的发展或作者创作思想的需求为线索，来对情节和事件进行新的排列组合，构成了一种节奏起伏多变，情节跌宕多姿的小说世界。如《上海狐步舞》将上海这个半殖民地都市生活的各种图象，通过作者本人的意识流动来切割和连缀。一忽儿街头凶杀，一忽儿**；一忽儿夜总会灯红酒绿，一忽儿*出卖肉体……。这些时空交错、空间跳跃的场景片断，给人扑朔迷离、朦胧恍惚之感。这里，作者依据直觉来把握事物的现象，并把自己的主观感觉注入到客观描写中去，使客体描写的每组画面都洋溢着作者主观上的危机感与狂乱感，从而构成了现代部市畸形文明和病态社会的疯狂节奏与旋律。复如施蛰存的《在巴黎大戏院》运用意识流动手法描绘了一个有妇之夫在女友面前的种种猥琐、庸俗的意识流程，对展示主人公的心理纠葛、刻画*人物都有一定的意义。
　　新感觉派小说创作总体倾向的一致性，构成了这个流派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但是，他们创作倾向上的一些严重弱点也导致了这个流派的解体。譬如，他们忽视内容的重要性，一味地追新求奇，使其小说的审美理想与生活理想，同群众的民族心理、欣赏趣味产生了相当的距离；同时，技巧的新、奇、怪并不能掩盖生活内容的空虚，反而使一些“新兴”的技巧失去了富有创造性的魅力。这种难以克服的矛盾，使他们陷入了严重的创作危机，于是这个流派在困境中只好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
　　
　　注：
　　①茅盾：《夜读偶记》。
　　②施蛰仔：《关于“现代派”一席话》。
　　③杜衡：《关于穆时关的创作》。
　　④穆时英：《公墓??自序》。
　　③施蛰存：《将军的头??自序》。
　　③施蛰存：《我的创作主后之历程》。
　　——写于1987年5月15日（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专题史》，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个充满了谜一样的作家，28岁就离世而去，很是令人惋惜，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也是令人不齿的，具体分析他的两种身份，请你参考：
　　1、
　　汪伪汉奸
　　20世纪30年代初期，春风得意的穆时英，浑身上下弥漫着十里洋场上的浮华气息。他独自一人住在北四川路上的虹口公寓，稿费收入丰厚，让他生活非常富裕。
　　年纪轻轻却已经名利双收的穆时英很快就日益堕落起来：咖啡馆、跳舞厅、电影院、高尔夫球场……是当时的穆英经常涉足的。
　　就连穆时英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在小说里发出“一个都市人”的哀叹：“脱离了爵士舞、狐步舞、混合酒、秋季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
　　从此以后，穆时英几乎再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面世。而随着1935年施蜇存、杜衡退出《现代》编辑部，新感觉派分崩离析，穆时英的作品也渐渐无处发表，卖文谋生变得十分困难，以前的那点财产也几乎被他挥霍殆尽。
　　抗日战争爆发后，穆时英赴香港，应大鹏影片公司之邀执导电影《夜明珠》。影片叙述了一个舞女遇上了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可是这段情爱却不为社会所容，最后舞女含恨而终的故事。这期间，穆时英本人也迷上了一个大他六岁的舞女，并最终娶了她。然而，香港并未给穆时英带来太多幸运。不会讲广东话的他找工作十分困难，生活也处处不便。他和他的舞女妻子一起住在九龙的一条僻静的街上，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里。房子里十分简陋，连床都没有。白天，穆时英到处找人、谋职，晚上，疲惫的他就静静地站在窗前，眺望香港岛上的万家灯火，听海上传来的汽笛声。期间，穆时英曾托人在《星岛日报》的副刊上寻了一个编辑职位，但不知何故，干了没多久就不干了。
　　1939年，穆时英应他的朋友刘呐鸥相邀，携妻子回到上海，这个时候，刘呐鸥已经是汪伪*的宣传干将。穆时英在为汪伪*工作时，日本人给他配备卡迪拉克高级防弹轿车。
　　穆时英回到上海后，主办汪精卫伪政权的《中华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和《华风》，并主编《国民新闻》。1940年，日伪*下的上海风雨飘摇，正是**的特工人员与汪伪特务机关之间的“特工战”愈演愈烈之时，设在租界里的日伪系统报社也成了*特工人员袭击的主要目标之一。6月20日，《国民新闻》社就收到一封恐吓信，租界巡警房获报后便派人员在报社周围实行了警戒。这个时候的穆时英，正准备接管伪政权下的一份报纸并出任“国民新闻社”社长一职。
　　1940年6月28日傍晚，穆时英破例没有乘坐日本人为他配备的凯迪拉克高级防弹轿车，往日形影不离的两名保镖也未随其左右。他只身一人招呼了一辆人力车上路。其时，天色昏暗，当车途经福建路的丰泰洋货号门口时，突有两条黑影从街边迅速冲出，拦住去路，未等穆时英反应过来，对方立刻出*，向其射击，几声*响过后，穆时英从人力车上一头倒在血泊中。穆时英只活了短短的28岁，事后证实，此次暗杀为军统所为。
　　在他被暗杀后的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汉奸”而罪有应得，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却有人在香港撰文为穆时英辩诬，说他是中统特工而被军统误杀。从此，关于穆时英的身份和死因人们议论纷纷却又各执一词，成为一宗迷案。[3]

　　2、死亡之谜
　　在现代文学史上，关于穆时英在伪上海时期的活动扑朔迷离，死因说法各异。
　　穆时英死前一年内的活动主要是投靠汪伪*，效力于伪*的新闻宣传。但是，具体到当时穆时英担任何家报纸的总编，则说法各异。施蛰存先生回忆说他当过《中华日报》的总编并因此而被杀。
　　但是，研究者考察当时的上海新闻史料发现，《中华日报》是汪伪在上海的机关报，1939年7月9日复刊。当时准备由林柏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一书，则收入了郭秀峰自己的回忆。他回忆说，《中华日报》正式复刊后，“先后由刘石克、刘静哉、殷再纬任总编辑”。回忆并没有提到穆时英。那么，穆时英作了什么报的总编呢?有学者认为，当时，穆时英从香港回到上海后投靠了汪伪*，具体的投靠对象就是胡兰成。根据郭秀峰的回忆，当时的汪精卫亲信林柏生当上了伪*的新闻宣传*后，“在上海积极扩大宣传，设立小型报《民族日报》，社长穆时英……”
　　1940年2月21日，汪伪的*中宣部下令停办《民族日报》。利用该报的机器设备于1940年3月22日改出一张的小型报《国民新闻》。同时，《国民新闻》的全班人马甚至设备都来自穆时英任社长的《民族日报》社。开始，《国民新闻》社社长是伪江苏省*李士群，暂时由黄敬斋代理社长，但由于总主笔胡兰成的推荐，穆时英很快当上了总编辑，不久，又取代了黄敬斋，正式任社长。
　　也有学者认为穆时英任过《文汇报》社长一职。但是，根据《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一书的记载，《文汇报》是英国人克明出面注册、由严宝礼经营的。具体由徐铸成、柯灵等进步人士主持，是一份进步抗日的报纸。它“创刊于1938年1月上海‘孤岛’时期，1939年5月被日伪*迫停刊，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在上海复刊。”而穆时英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就到了香港，这个时候，《文汇报》还没有创刊，等到他1939年返沪后，《文汇报》已经停刊了，所以，在1938年1月至1939年5月间，穆时英不可能当《文汇报》社的社长。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一种说法认为，1939年5月，《文汇报》被汪伪政权停刊后，汪伪政权想夺取该报的阵地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因此派人收买克明，想把《文汇报》改造成他们的报纸，穆时英当时就是筹备中的伪《文汇报》社社长。
　　由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的《上海特工站》一书，对这一内幕做了披露。
　　该*载：1939年5月初，汪精卫一伙群集上海，筹组伪*。上海的《中美日报》、《大美晚报》、《文汇报》、《申报》、《新闻报》等，无不对汪破口大骂，尽情抨击。在这十里洋场内，“汉奸傀儡”臭不可闻，“弄堂*”传为笑柄。这使李士群恰如骨鲠在喉，必须一吐为快。一天，李士群、丁默邨等开会，商讨对策。
　　他们认为应该来个双管齐下：一是立即自己办报；一是打掉那些报纸，使它从此说不出话来。
　　关于办报人选，他们选中了人称“鬼才”、颇有名气的穆时英和刘呐鸥，他们认为这两个人既和中统勾勾搭搭，又和他们暗通关节。

穆时英是中国现代小说家，新感觉派代表人物，可是他却死的很冤!今天小编就来分享一下关于穆时英冤死的故事，相信各位读者会有兴趣。
　　关于穆时英冤死的故事
　　1940年6月28日，傍晚时分，上海的福建路上，一辆行进中的人力车突然遭逢*手袭击，几声*响，车上的人倒在了血泊中……这不是电视剧，遇害人是有“新感觉派圣手”之称的小说家穆时英。那是汪伪统治时期的上海，他是汪伪主办的报纸《国民新闻》的社长，还担任过汪伪*宣传部文艺科长、驻沪特派员等职。在国人的眼中，这就是十足的落水汉奸。那段时间，参与汪伪“和平运动”被重庆方面锄奸团刺杀的人有37名之多。

20世纪30年代初期，春风得意的穆时英，浑身上下弥漫着十里洋场上的浮华气息。他独自一人住在北四川路上的虹口公寓，稿费收入丰厚，让他生活非常富裕。
　　年纪轻轻却已经名利双收的穆时英很快就日益堕落起来：咖啡馆、跳舞厅、电影院、高尔夫球场……是当时的穆英经常涉足的。
　　就连穆时英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在小说里发出“一个都市人”的哀叹：“脱离了爵士舞、狐步舞、混合酒、秋季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
　　从此以后，穆时英几乎再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面世。而随着1935年施蜇存、杜衡退出《现代》编辑部，新感觉派分崩离析，穆时英的作品也渐渐无处发表，卖文谋生变得十分困难，以前的那点财产也几乎被他挥霍殆尽。
　　抗日战争爆发后，穆时英赴香港，应大鹏影片公司之邀执导电影《夜明珠》。影片叙述了一个舞女遇上了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可是这段情爱却不为社会所容，最后舞女含恨而终的故事。这期间，穆时英本人也迷上了一个大他六岁的舞女，并最终娶了她。然而，香港并未给穆时英带来太多幸运。不会讲广东话的他找工作十分困难，生活也处处不便。他和他的舞女妻子一起住在九龙的一条僻静的街上，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里。房子里十分简陋，连床都没有。白天，穆时英到处找人、谋职，晚上，疲惫的他就静静地站在窗前，眺望香港岛上的万家灯火，听海上传来的汽笛声。期间，穆时英曾托人在《星岛日报》的副刊上寻了一个编辑职位，但不知何故，干了没多久就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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