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理论,源自1968年的“教堂山镇研究”,经过50年的发展,已形成三个主要层次,对传播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理论从最初对公众认知与大众传媒关系的探讨,到对议题选择、公众关注焦点的塑造,再到媒介在社会整合中的角色,不断丰富和深化。
理论起源于李普曼的《舆论学》,他指出社会规模的扩大导致“现实世界”与“头脑中的图景”分离,公众认知受到大众传媒所塑造的“拟态环境”的影响。诺顿·朗和库尔特·朗进一步指出报纸在地方议题设置上的作用,麦库姆斯和肖在1972年提出“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媒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议题,影响公众的议题关注和认知。
议程设置的三个层次包括传统议程设置、属性议程设置和网络议程设置。传统议程设置关注传媒如何决定公众议题,属性议程设置强调传媒对议题属性的突出强调,而网络议程设置则是在新媒体时代,议题如何在认知网络中形成、传播和接受。
传统议程设置理论认为,传媒具有为公众设置议题的功能,通过报道活动影响公众关注焦点,媒介议程实质上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对舆论的操控过程。属性议程设置则更关注议题的属性,即用来描述议题特征的元素,强调媒体在选择、呈现议题时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网络议程设置是在新媒体环境下,议题如何在认知网络中形成、传播和接受,强调议题在认知网络中的关系和联系。
议程设置理论的实践表明,传媒不仅影响公众想什么,也影响公众怎么想。传统议程设置理论侧重传播效果的初始阶段,属性议程设置理论关注传播效果的终端,网络议程设置理论则展示了议题在认知网络中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在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理论面临新的挑战,如议题设置从有限到海量,媒介渠道从延后到实时,议程接受者从被动到主动等。
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理论还面临舆论引导失焦、议题失真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网络议程设置理论的实践需要网民、网络组织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以维护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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