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并列式挪用方式是观念艺术最早的表达方式,如杜尚的《喷泉》。广义上的“挪用”涵盖所有观念艺术创作手段,其形式资源通常源自挪用或借用既有的材料。在作品展示语境中,现有物质(如艺术作品、公众图像、生活物品、人体等)并列放置,以产生对比揭示或讽刺效果。被挪用的物质往往象征或比喻文化、政治、时间上的对立关系。此方式下,作品形式构成简洁有力,易于理解,但缺乏艺术家自发的创造性,创作意图受限于原物质,难以揭示作品的扩展意义。作品因此偏向形式主义,刺激但不深刻。
在当代绘画艺术中,挪用并列式挪用方式十分流行,“波普绘画”是最好的例子。蔡国强的《草船借箭》、《威尼斯收租院》、王晋的《叩门》以及张卫的拼贴视像作品,均采用此方式,以再现历史场景或传统元素,影射当代文化关系或政治主题。但这种再现形式往往难以掩盖观念上的幼稚。
篡改置换式挪用方式通过剪贴、变体、涂抹、组合等手段改变形式资源的外观和材料,使新形式保留原资源的部分特征,同时与原资源保持变异性。这种方式更注重改变带来的快感,寻求“反正统”革命的途径。传统资源在篡改后融入当代状态,成为艺术家的当代艺术语言,完成形式上的超越。这种方式下的作品在创造性上高于挪用式,但仍受到原资源意义的制约。
篡改置换式方式分为两种倾向:一种强调社会学意义,如邱志杰的《好》系列、王庆松的作品、黄永砯的《沙的银行或银行的沙》等;另一种强调美学意义,如徐冰的行为、装置《鬼打墙》,邱志杰的《重复书写一千遍〈兰亭序〉》,黄岩的《人体山水》系列等。后者为传统资源的当代运用开发了一种脱离原资源本意桎梏的极端理性发展道路。
转化再造式挪用方式要求艺术家熟练掌握传统资源,并在新作品中创新形式语言,形成个人风格。这种方式下,传统资源不再是直接的形式素材,而是文化与经验的积淀和推动力。艺术家将资源与自身文化立足点、艺术技巧和个人喜好结合,形成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形式语言,突破对照和批判的境界,上升到更广泛的关照。运用这种方式的作品开放性更大,给予观众更多的个人思考空间。
转化再造方式下的作品在形式语言上呈现出新颖的震撼,通过资源内在的暗示启发观众思考。这种创造性的形式语言在艺术史上为观念艺术确立了独特的形式风格,完善了其艺术史意义。代表作品包括黄永砯、陈箴的装置作品,徐冰的装置《析世鉴——天书》、装置行为《新中英文书法入门》,谷文达的大型装置《联合国》等。
在中国当代观念艺术中,虽然可以用挪用并列式挪用、篡改置换式挪用和转化再造式挪用三种方式归纳运用传统文化资源的创作方法,但重要的是选择资源和策略以构筑艺术特色和获取世界的认同。艺术家需要在有限的方式下找到文化切入点,使观念艺术的形式语言呈现出异常复杂的面貌。在运用传统文化资源的观念艺术中,形式语言的多样性为我们探讨观念艺术提供了丰富的个案范本。
观念艺术无关形式或材料,而是关于观念和意义的。它不可能被定义为任何媒介或风格,而更多的关系到它观什么是艺术的疑问,尤其是观念艺术对艺术对象作为独特的、可收藏的或可买卖的传统地位提出了挑战,由于作品不再以一种传统形式出现,它需要观众作出更为积极的反应。事实上,观念艺术不只存在于观众的头脑参与之中,这种艺术具有各种形式:日常用品、摄影照片、地图、录像、图表,特别是语言自身。这些形式常常也会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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